1913年，茅以升先生在南京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一为茅以升）
当想起父亲（
茅以升），泪水便模糊了双眼。在他晚年直至弥留之际，我朝夕陪伴着他。如今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勾起我无限的哀思。回想起父亲晚年经常对我们讲起自己总结的人生哲语：“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八九。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於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父亲（茅以升）科研成就卓著，爱国爱民，奋斗一生。早在1919年，他在美国卡理基——梅隆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就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该文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远在三十年代，父亲建造了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近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钱塘江大桥。
父亲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教育家。他生前做过五所大学的教授，两所大学的校长。两所学院的院长，他的教育思想曾受到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高度赞誉。晚年，他更加关心青少年的成长，用更多的时间致力于科普事业。他曾说：“科普是通往科学的桥梁，应该让孩子们先通过。”他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引导青少年爱科学、用科学，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据我统计，仅在1978年到1981年里，年过八旬的父亲先后为孩子们作了三十多场报告，到会听众达六万余人。他还在全国各报刊、杂志为青少年写了二百多篇科普文章。
父亲的客厅，不时接待一批又一批少先队员。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我们的茅爷爷”。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经常给父亲写信。父亲总是逐一亲自答复。在青少年众多的来信中，最使父亲感到高兴的，莫过于他的故乡——镇江市中、小学生的消息了。当他从《镇江科技报》编辑部送来的影集上，看到家乡的孩子在《学习茅爷爷，从小立志攀高峰》的口号下，在全市掀起了一个“讲科学、用科学、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并配合学习，建立了许多科技小组，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成绩时，他激动不已，兴奋地说：“这太好了，孩子们的心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只要我们充分地启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能使他们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1984年4月，父亲到镇江开会。会后他专程来到镇江二中看望全体师生。他满怀乡土深情地说：“我过去总想见见家乡的同学们，今天如愿以偿了。师生们热情地接待了父亲。在休息室里，他兴致勃勃地听了学生代表的汇报，看了该校几年来在课外科技活动方面获得的成绩，并一起合影留念。
父亲致力于桥梁事业，成绩卓著。同时，他也苦心经营着另一种桥梁建设：即在海峡两岸架设文化、学术交流之桥；在祖国同海外华侨之间架设学术交往和科学技术引进之桥。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他说：“1948年，我作为中国工程师协会会长，到台湾主持年会，许多同行都说在台湾住不惯，想回老家。他们是抗战后去的，那时才去二、三年，现在都三十多年了更会思念家乡。他们在台湾都是有影响的人物，我们通过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多做工作，同他们在文化、科学技术上互相交流，建起这样一座桥，我想会收到效果的。在这座和平统一大桥动工之前，海峡两岸的同行至少可先修一座引桥“。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父亲曾不顾年迈体弱；两次远渡重洋，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针对很多海外赤子“楚材晋用，报国无门”的忧虑，父亲说，现在可以通过中国科协同美籍华人联系，把他们先进的学术、科技成果引进祖国；打开他们报效祖国的大门，在太平洋上建设起这样一座引进桥。
1982年10月，茅以升先生（右一）赴美接受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证书时合影。
1987 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着鲜红的党旗，92岁的父亲高举右手，一字一句地宣誓入党。他那苍老而捎带嘶哑的声音，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统战部负责同志高度赞扬了父亲。他说：“茅以升同志是与我们党长期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老朋友。在解放前，茅以升同志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威胁利诱，同情支持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刚成立，茅老就提出并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这样一个重要而正确的观点。三十余年来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九三学社的活动中；在铁道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岗位上，茅老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与党忠诚合作、坦陈己见，积极工作，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普及科学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父亲也作了简短而热情的发言：“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一个一贯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战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一天，我入党了！”
父亲的晚年，始终没有停止过工作，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可是，一次意外的事故，使他开始了病榻生涯。因感冒发烧住院治疗。那时正召开党的“十三大”。他执意要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是啊，这是他第一次以党员的身份参加党代会。
11 月1日，是大会闭幕式。父亲一早起床，七点多钟便坐在沙发上准备出发。但这天的天气不好，大风、降温。我便在家中给父亲打电话，劝他不要去开会了。可他说什么也不听，几乎在电话中与我吵起来：“今天并不冷！只是有点风；我多穿点衣服，怕什么！”我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便说：“好吧，我马上就来。”就急忙赶往医院。谁知，等我赶到医院时，他身边已围满了医生。说是在上完厕所回到沙发上的几步路中，忽然跌倒。发现摔后“左腿股骨颈骨折”。但他自己还说：“没关系，一点也不疼。可惜今天参加不成党的会议了，唉！”医生让他上床休息，他勉强答应，并悄悄对我说：“医生走了，我就起来。”万没想到他这一躺，便是两年。
我心中无限内疚，如果我早上答应他去开会，或许他不会因心绪烦乱而跌跤，即使出去着一点凉，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
当晚，父亲便开始昏迷，体温升高、血压下降，心律不齐……。连续几天，每况愈下，输液管，氧气管、胃管、尿管、全部插上。主治医师通知我们准备后事，并报党中央、国务院“茅以升病危”！
正在危急时刻，有人告诉我，有位气功大师严新，专治疑难病症。我通过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严新取得了联系。来到他住所，屋里人很多，都是来看病的。严新医师使劲推了几下脑袋说：“你父亲的病很重，我尽力而为，他主要问题在头上。”我听后很奇怪，父亲现已病危，怎么说问题在头上？严医生给我倒了三杯水，叫我喝下，我接过杯子，一饮而尽。接着他又开了几付药，告诉我吃法：“一天一付，每付煎六次，一天吃六顿，吃药前后各做十分钟气功（双目微闭，想着父亲最健康、最高兴的时刻），每日下午六至七点钟，烧三炷檀香。”当时父亲已不能自己吃药，严医师是要我代父吃药。临走时，他又抓了几把“山里红”，要我每天吃几个。我一一答应。最后他告诫，既然吃他的药，就一定要相信他，心诚则灵。回到医院，见父亲仍在睡觉，只是病情没有恶化。从这天起，我按严医生嘱咐，按时代父吃药；同时院方仍积极抢救，双管齐下。奇迹出现了！父亲的病情逐步稳定、好转。半月后化验数项指标趋正常，人也清醒了。11月26日，开始自己吃流汁了。我好开心啊！
父亲恢复健康后，头脑有时仍有些不清楚，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时而会说：“小林，我们准备开会去了，看看车子来了没有”；“小林，我要回家了”；有时说要回镇江，有时说回南京。见此情景，我不禁潸然泪下。我知道他这辈子再也不能回家了，但不忍伤他的心，便说：“好吧，等您再养几月，我们一起回去。”
父亲身体虽然好些，但左腿已不能站立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由我们将他推到楼道或阳台上，在那里父女俩度过一段愉快、难忘的时光。父亲每日卧床，只是在午睡后起床三、四个小时，或坐在轮椅上，或坐在沙发上。每次起床，他都哼着小曲，很高兴。有时我一边给他按摩，一边与他交谈。我说：“爸，现在您还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吗？”他笑笑：“不好说。”我笑着说：“一定是忘了。”他哈哈笑起来。我常沉浸在这段充满喜悦的回忆中。但有时也使我心酸难过。
茅以升与小女儿茅玉麟在一起
父亲平时饮食很随便，从不挑食，每天早餐都是玉米糊、牛奶、蜂蜜、鸡蛋，数十年如一日，有时也吃点零食。可最喜爱吃的是咖啡、牛肉干、花生米。从外面买的花生米有时不如宴会或招待会上的好。有次招待会后我就包了些剩下的花生米，第二天给父亲吃时，他连说好吃，问我是从哪买的。党得知是我从招待会上“偷” 的，他便哈哈大笑说：“这多难看，下次不可以罗。”有一次，我推着父亲去散步，他说饿了，想喝点咖啡。我赶紧给他冲了一杯，父亲尝了一口，就说：“不好吃，难吃！”我心里好难受，父亲因久病味觉已变，想吃自己喜爱的东西，却已品不出味来。就这样，父亲吃了两年“没有味道”的饭菜。
父亲住院两年间，每逢1月9日（他的公历生日），邓大姐、李先念主席、康大姐等党和国家领导都要送来花篮和大蛋糕。全国政协、全国科协、九三学社、欧美同学会、北京科协、国务院管理局等单位的领导同志也都前来祝贺。这一天，父亲总是十分高兴、精神抖擞，头脑也格外清楚，与客人交谈亲切自然，且询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每当这时，我们也最担心，怕他劳累过度。1988年春节前夕，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专门来看望了父亲。父亲很是感动。
父亲住院期间经常患呼吸道感染，但在大夫们精心护理下，都很快痊愈。1989年9月11日那天，我未到医院，听说父亲有点发烧。大夫查房后给了些药，似乎问题不大。但从这日起，父亲的病情时重时轻，一直恢复不了。咳嗽、痰涌、气喘、发烧始终折磨着他。尤其当他自己不能咳痰时，就用吸痰器吸痰，十分痛苦。他清醒时便说：“真逼人”。接着，又发生吞咽困难，不得已，又插上鼻饲管。一天，他突然对我讲：“我要走了。”我以为他又在说胡话，边热牛奶边问：“您又要到哪里去？”他以责备的口吻说：“唉，这还不懂，就是我的病好不了！”尽管一种不祥之兆向我袭来，但我仍安慰他说：“别瞎想了，您的病基本上好了，只是在恢复阶段。”他听后，又笑了。但从此。我心头便压了一块大石头。
从10月24日起，病情逐渐加重：咳嗽、高烧不退、腿部浮肿，又胃出血，所有的管子又都插上了。到了11月10日，病情更加恶化，血压下降。低压到过 20，只得靠升压药来维持。由于禁食，血管壁失去了弹性，输液针头难以插入，护士们头上冒着汗珠，一针又一针地，最后勉强扎入。针针似乎都刺在我的身上，真心疼啊！真恨不得这些病都生在我身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跑到楼道里想摆脱一些痛苦，但想到父亲仍在里面受煎熬，又转身奔到床前陪他。这几日，我寸步不离，握着他滚烫的手，凝视着他那生命线（输液瓶），阴云笼罩着我。父亲的脸似乎有点变形了，我知道，这又是一个坏兆头。我不停地给他换冰袋。听到他喉咙里的痰呜声，我就拿起吸痰器，给他吸痰。
11月12日，父亲已到了弥留之际；心律从44次至170次乱跳，胃大量出血，无尿，高烧，房颤……随时都会增加新的症状。我思想几乎麻痹了，只是呆呆地坐在他身旁，握着他那滚烫的手，默默为他祈祷。下午2点45分，值班大夫忽然喊道：不好，血压下降，心律过慢，准备抢救！我被惊呆了。看着医生、护士们拿着各种抢救器械对着父亲，我的心都碎了，失声痛哭起来……3时整，我看到心脏监视仪上的那颗乱跳的小绿蝌蚪不见了，只剩下一条笔直的绿线……
就这样，父亲走完了他九十四度春秋的坎坷人生之旅。是啊，桥，倾注着他全部心血和炽热的情感；桥，凝聚着他出众的才智和献身精神；桥，赋予了他美妙的瞎想和对未来的憧憬……诗人常把天上的彩虹喻为人间的桥梁，父亲是用自己的生命，化作了彩虹，永留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