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交车站牌上可以看出，浦东地名的确很有山东特色。本版摄影均毛锦伟
本报记者毛锦伟
问：我居住在浦东东昌地区。行走在浦东，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为何浦东那么多路都以山东地名命名？远的不说，仅我家附近的路名中，就有蓝村、南泉、崂山、乳山、福山、峨山、东昌、潍坊、栖霞、即墨、昌邑、临沂、沂南、胶南、兰陵等等山东的地名。粗略数数，有四五十条之多；就连主干道东方路的旧名“文登路”，也是取名自山东文登。
走在浦东，像走在微缩版的山东。这些路，有新有旧；甚至，一些山东很不知名的小地方，也出现在了浦东的路名中，比如“柳埠”、“长岛”。在上海，以国内其他省市地名命名的道路不少，但像山东地名被用得如此广泛好象并不多。曾经有人说，浦东的路名是山东人起的。我很好奇，浦东和山东是不是有什么渊源？
市民苏先生
民间说法
乳山路居民申先生：
和“南下干部”有关
题主的问题我也曾好奇过，为此我还特意请教了社区里一些老年居民。他们说，浦东的路名在命名过程中，考虑了一部分山东籍南下干部的感情因素。
据老人们讲述，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华东局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做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干部随军南下，成为历史上特有的“南下干部”。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同时占领了丹阳县。4月24日，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干部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直接领导下，为接管上海做准备。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先后到达丹阳。在丹阳集训期间，接管方案确定，由山东昌潍、潍坊、渤海等地区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的3个大队、10个中队来接管上海近郊10个区。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后，这些南下干部陆续进入市区接管上海。当时，参与上海接管的山东南下干部还有顾准、李士英等人。山东籍的南下干部为上海的新政权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所以，为了缓解山东籍南下干部的故乡情结，也为了纪念他们作出的贡献，浦东新区很多道路就以山东地名来命名。
权威解答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地名学会常务理事薛理勇：
浦东在上海相当于山东在中国
浦东的路名为何多山东地名？关于这个问题，说法很多，有说这和“南下干部”有关，有说这是因为山东积极参与了浦东的建设与开发，更有人猜测这可能是某位山东籍领导所为。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浦东之所以大量采用山东地名作为道路名称，与这座城市的道路命名规则一脉相承。
上海近代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以中国的行政地名作为道路的名称，已经是一个“通例”，这要一直追溯到1863年、1864年的租界时期。1864年，租界建立了一个叫“道路码头委员会”的机构，负责规划租界内的马路。因规划在先，租界的道路与上海老城厢相比，显得井然有序，犹如棋盘。于是，上海人把租界的道路统称为“棋盘街”。若干年后，棋盘街的每一条马路都有了自己的路名。当时规定，南北方向路名是中国省份名，东西方向路名是中国城市名。这些路名的分布以原租界的黄浦、静安等区较多。
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的建设速度加快。内环线以外，开发了多个工业区，如闸北的彭浦工业区、普陀的桃浦工业区等等。工业区、卫星城的建设，产生了大量的新道路，这对道路的命名带来很大的压力，也迫切需要一个比较简便的命名方法。
于是，有人建议，给道路起名，在遵照上海的传统、以行政地名来命名的同时，可以使用与上海道路方位相同的省份的地名来命名。该建议随即被采纳，并无形之中成为了“约定”。尽管当初的这一“约定”无法找到正式的文件，但很多在地名办工作的老同志都认可这一说法。
所以，上海的路名有规律可循。杨浦、宝山的路，多用东三省的地名来命名，如打虎山路、友谊路、松花江路、鞍山路等；虹口区的路，多用河北以及附近的地名来命名，如曲阳路、玉田路、密云路等；普陀区，多现陕西、四川地名的路，如子长路、志丹路、石泉路、大渡河路、金沙江路等；嘉定区，则多为甘肃地名命名的路。具体到浦东，浦东在上海的正东，中国版图相对应的，就是山东。因此，浦东的道路起名，统一使用山东的地名。
只是排除掉重音、重复以及谐音不好听等因素，每个省能拿来作为路名的地名有限。近年来，路名的命名已较为宽松，新道路命名时也会考虑区域功能等因素，披上炫目的时代色彩。如张江地区道路多用科学家名字命名，世纪公园附近多用花、木名命名。但是，选用山东地名，仍然是浦东道路命名的首选方法。比如前几年世博园区的新建道路“雪野路”，便命名自山东雪野。
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国行政地名作为城市道路名称是上海的首创，这一方法逐渐影响到全国的大城市。
延伸问题
“大上海计划”的产物
问：五角场的路，为何都有“民”、“国”、“政”等字？
市民杨女士
答：民国时期，南京和上海是特别重点开发建设的城市。可是，上海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租界，占据了上海的市中心。为了摆脱租界对上海发展的影响和控制，1929年，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第123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大上海建设计划”（简称“大上海计划”）。决定划定上海市区东北角的江湾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以及周南十图、衣五图以西的7000余亩之地，作为规划建设的“新上海”范围。
这里当时是一片沟河交错、阡陌纵横的乡间田野，“大上海计划”等于是在一片农田中建设一个新城市。
由于“新上海”位于上海市中心区东北约10公里处，必须建立与原市区的交通道路。于是，“新上海”在西南边缘建立一个交通枢纽，建造呈辐射状的5条干道，分别为翔殷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翔殷西路（今邯郸路）、淞沪路。
“新上海”区域内，除了几条主干道以国民政府的政治策略作路名外，其余的道路原则上以“民”、“国”、“市”、“政”、“府”作为道路名称中的首字。并初步确定，凡与淞沪路、黄兴路（南北向）平行的道路，路名以“民”和“国”起首；而与翔殷路、邯郸路平行的东西向道路，以“市”、“政”起首。“府”字起首的，主要集中于当时市政府南面广场的道路，如今已经没有了。
计划实施不久，就遇上“一·二八”淞沪抗战，建设被迫中止。如今，仅能从这些路名中，想象“大上海计划”的规模。
（薛理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