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上里是冬天，临近春节的早晨。一阵寒雨刚过，加上近山，雾气弥漫，影影绰绰的上里古镇就在环绕于它的陇西河水里化开了。错落的民居倒影在清澈的河水里，十分宁静。 古镇为河流环绕，桥自然就成了上里的一大特色。
沿河上溯一公里，竟有石桥十余座，石拱桥、石板桥、石墩子桥，有单孔的、七孔的、还有十一孔的，造型别致而无一雷同。河里有鸭群优哉游哉漫游，桥头河边的石阶上，姑娘媳妇们在嬉笑中浣洗衣物。此情此景让人以为是江南。
镇聚人气 桥通财路
上里古桥平行排列于陇西河上，又因古镇街口的地势高低，桥的高度也明显不同，保证了古镇的畅通：枯水季节三桥并用，丰水季节也至少有一桥通行，与外界保持联系，当初的古镇建造者们是相当用心的。
我去过不少古镇。但上里因为水的清秀桥的古意，散发出来的氤氲水墨气质，却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刚到上里时，我一直都在上里古建筑群落之外流连，不敢也不想立刻走进一睹它的真颜，似乎那会惊扰了它尚在历史烟尘中沉睡的梦。我与上里古镇隔河而望，行走在陇西河畔的田陇上，这种感觉对我这位不期而至的异乡客是微妙的;因为空间的距离，似乎也就更容易理清上里在历史长河中运行的脉络。
陇西河是青衣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在上里一带冲积形成一块川西山区难得的河谷平原，良好的水系条件和河谷地带肥沃的土地，加之擅长农耕的最早的土著居民羌人的勤劳开垦，使这片土地自古为一方富庶之地。经济的发达自然带来商贾的繁荣，于是很早的时候，沿陇西河每隔10里都建有场镇，所以除上里外，陇西河下游还有被称为中里和下里的地方。
上里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东接名山、邛崃，西接芦山、雅安，既是过去南丝路之路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重要驿站，也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物资聚散地。上里古镇最初叫罗绳，是取其驿站、关隘之意。
恍如昨日，上里千百年来堆满了名山的茶叶，邛崃的井盐、竹器，康巴的马匹，西藏的药材、皮货，以及异域各国的手工艺品、香料等特色物产;这里有南来北往的商人们鼎沸的叫卖声，驮着各种货物的马帮络绎而来，又络绎而去。
老人们说，其实就在1949年前，这里的集市也是热闹非凡的，“隔三岔五就有一个街市，各地马帮将带来的货物摆满一街，还有各路戏班的戏剧和杂耍表演。那时间买货的、采货的、小食摊子、杂耍圈子等把上里堵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骡马嘶鸣，两三里外都可听见。”
作为一方财源汇聚的宝地，上里古镇也有地理交通上的先天不足，那就是背靠大山的上里，其东、南、西三方都为陇西河及其支流环绕，这就使得桥成为进入上里的必须选择。但这种背山面水的营造选址，却恰好符合了古人“负阴抱阳”的风水理念，风水学认为背山方有靠山，面水才能聚财。
于是，上里的桥自然就成了通往这座聚宝盆的财路了，正所谓“桥通路通财路通，船来车来富贵来”。为了进出方便，货运通达，上里多桥也就不足为怪了。
民风交融 桥姿多彩
史书记载，上里在汉以前曾是青衣羌的领地。青衣羌是古羌南迁的一个支系，在川西北高原、青海、甘肃等山高谷深、大江肆虐的地理环境里，他们练就了一身治水修桥筑堡的本领。《史记》载，羌人“冬则入蜀为佣”，打井修堰，建桥筑堡。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自始至终都有羌人的参与，他们修筑桥梁的经验驰名中外。羌人建筑桥梁最早为结绳为桥，就地采用竹、麻、腾等植物拴结起来，连通彼岸，架成溜索之类。
当南迁的青衣羌来到陇西河一带时，相对于岷江上游群山雄峙、河谷深彻的险恶地理环境，这片河谷平原地势舒缓，物产丰富。他们在这里养蚕桑，事农耕，安居乐业，逐渐聚族而居。那三面环水肥沃的上里坝子，因为灌溉的便利，加之他们先天的部族架桥手艺，自然成为定居的首眩
今天的上里，青衣羌人生活的遗迹早已不存丝毫，但我仍固执地认为，他们架桥的本领是这里成为其最初聚居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最初出现的桥或许只是横跨两岸的几根原木、几竿用竹子捆绑的竹排，甚至一根溜索而已。
随着汉时西南丝路的开通和不断繁华，越来越多的汉人开始涌向上里，与之一同而来的则是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其中也包括了技艺精湛的石雕文化，比如离上里不远的古朴精美的高颐阙。建于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的高颐阙，是东汉益州太守高颐及其弟高实的墓阙，依汉制官员官至年俸2000石以上者，死后墓前要立阙。这座用红砂石英岩石叠砌的墓阙，阙顶仿汉代木结构建筑，阙身有三车导从，车前雕伍伯、骑吹、骑吏等马车出行图;阙上五层，浮雕内容精美;阙前置肩生双翅的“天禄”、“辟邪” 雌雄石兽各一。高颐阙凿刻精美、内涵深厚，为我国东汉石刻精品。
我国的石桥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石桥是石墩木梁式的，西汉进一步发展为石柱式石梁桥，到东汉时开始出现单跨石拱桥。建于隋朝大业年间的赵州桥则是当今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善的敞肩石拱桥。上里的古桥也全为石桥，但此地山间易风化尤其遇水易软化的红砂岩，让后人无法领略它的汉风宋韵。
今天上里古镇尚存的古桥建造年代最早的是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修建的一座石拱桥。上里古桥形制上的丰富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石拱桥、石板桥、石墩子桥，单孔、多孔，不一而足，它们在陇西河上逐一排列开来，让人目不暇接。
上里桥的多样或许与几次大的移民活动有关。汉时曾迁楚民来青衣，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就更是如此，移民们不仅在这些地方拓荒生息，更为与桥相依相存的上里带来了丰富的桥文化——它们秉承古风，不少源自移民故里，或朴实如敦厚的汉子，或精巧如深闺的娇娘，如美丽的项链镶嵌在沿河两岸，比之水乡江南在视觉上的更具层次、更有内涵。
双桥落彩虹
上里古桥中最有特色的当数镇东的高桥和镇西的二仙桥，古诗中赞上里“双桥落彩虹”中的“双桥”就是指的这两座桥。
因为与临邛古道相接，镇东不仅桥多，且每一座都十分坚固实用。以建于清乾隆十四年的高桥为例，三卷拱架的桥梁坚实可承千钧之力，之所以称为“高桥”，乃是高离水面的桥身平坦宽阔，既保证了人流货运的畅通，也保证了丰水季节的出入安全，它是古镇过去最大的一座桥梁，是丝路驿道进入古镇的主要通道。值得一提的是拱桥东西两端的桥身之下还各建有一人行通道，桥上桥下皆可通行，被人誉为清代的立交桥。想当年高桥上面马帮铃响，桥下则人流如注，来往喧嚣，古镇的热闹和繁华，从这“立交桥”的架势可窥一斑。
镇西的二仙桥除了通行的功能，更能体现出水墨上里的风韵。这座高卷拱单孔石桥，几乎成为上里古镇的地理坐标和标志性符号。二仙桥头的碑文记载了其两次被洪水冲毁三次重建的故事，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清乾隆初年，先后两次建成的石桥在建成之时即遭洪灾而冲毁，有高人说这是陇西河里的孽龙在作怪。所以在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再次建桥时，为永镇恶龙，匠人们便在桥身两侧的石栏上分别刻上龙头、龙尾，以示将龙压在桥下，避免洪灾发生。说来也怪，第三次建成后，二仙桥就再未发生洪水毁桥的灾难。其实类似的传说各地都有，它真实地反映出那时建桥的艰辛，也体现出匠人们的艺高胆大。
再次到上里已是夏末秋初。我沿陇西河裸露的石滩溯水而上，弧线优美的二仙桥再次闯入了我的视野。两岸绿风浩荡，长满青苔和藤蔓的二仙桥倒映碧潭，犹如天造;及至登桥瞭望，蓝天如洗，远处天台山群峰连绵，山脊犹如巨型卧佛，而合围在古镇之外的山头则构成十八罗汉齐拜观音的吉像。如果追问二仙桥名称的来历，单看名称，当然该是仙人所为。
二仙桥究竟何人建造呢?地方志记载是当地世代官宦的杨家出资修建的。当时，湖广填四川中不断涌来的移民，为了抵御土著居民的歧视和压迫，大多聚族而居。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上里一带大致分化出杨、韩、陈、许、张五大豪门家族，这样，上里就成为临邛古道上远近闻名的“五家口”。
五家各有特色。按照当地流传的说法，是“杨家的顶子，韩家的银子，陈家的谷子，许家的女子，张家的锭子”。 所谓顶子，是说杨家诗书传家，世代官宦;所谓银子是说韩家世代经商，积聚了大量钱财;谷子则是说陈家田产广阔，粮食丰足;所谓女子则是说许家的女儿品貌双全，勤劳善良，持家有方，各户争相聘娶;锭子(音)即拳头，是说张家有习武传统，个个骁勇善斗。
杨家在古镇捐资修建了二仙桥，那其他几家又该如何呢?人们都曾听闻过不少旧时豪门彼此“斗富”的故事，比如西来古镇，东边的刘家在街口上建了戏台，树上灯杆，使得场东热闹非凡;西边的钱家就在场西头也修了戏台，树了灯杆，并建了钱家龙门子。钱刘两家斗富唱“对台戏”的结果是，西来镇的更加繁荣和日益扩大。
上里古镇也流传着这样的故事。陈家说能把粮食一筐挨一筐从陈家山摆到上里镇;韩家则夸耀说能把银子一锭挨一锭从上里镇摆到陈家山。这种“斗富”反映出过去豪门光耀祖宗、彰显门庭的那么一种心态，“斗富”或者“斗势”，除了“不把钱当钱用”，也让大众们乐得看热闹。
旧时的修桥补路不但积善行德，更能带来一个家族的人丁昌盛。镇东的高桥作为出入上里的主要通道为官府出资兴建，镇西的二仙桥为杨家修建，此外，或许其余的那些相对简易的桥便都为民间所为，至于是否是五家豪门所建，到今天实在无所考证了。上里古桥的故事，就这样沉落在它桥影涟漪的水墨里了，一种不知所以的惆怅，更多的是惆怅之外的素雅和恬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