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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公周念先
2012-08-03 来源: 网

天津永和桥
 
  我的舅公周念先教授故去已经有13个年了。在这十多个年头中,每当在自己的事业上有一些发展,每当走过同济大学那个校门的时候,都会不免有一些感触,都会不免有一些感伤,都会想起自我从小长大以来他对于我各方面的关心,和他点点滴滴的交流。

  舅公是我妈妈的舅舅,因此从血缘关系上来说,并不如自己的祖父母那样亲。但也许我自己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过世很早,我除了和祖母有过不多的接触以外,其他几位老人连面都没有见过,所以和舅公之间的联系好像比血缘上的关系走得更近了。他对我好像也有一种特别的关心,我从没有问过他为什么,现在想来似乎有些好奇,可能有些亲近感是天生的吧。

  自我记事起,父母每年至少一到两次要带我去舅公家拜年或者做客。舅公家在同济大学的家属区,我小时候住在徐汇区。当时的交通条件不如今天这么便捷,每次去他家,等于斜穿整个上海市区,单程都要一到两个小时。但是,记忆中从没有因为路途遥远有过不去的念头。说实话,除了亲情以外,他家里的那架钢琴也是吸引力之一。当时,只知道他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在一个小孩子的眼中,小学老师都是非常神圣的人物,何况一个全国知名大学的教授。每次去他家,他都会问问我的学习情况、在学校里面其他方面的表现。作为一个小孩子的我,每次都会老老实实地汇报,他的关照我还是听得蛮认真的,这其中当然因为他是我的舅公,但现在想起来可能也少不了一份对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崇敬。

  我小学毕业升初中那年,由于当时的升学还是要考试的,特别是想进重点中学。好像自那年起,他对于我的关心越来越多,也许确切地说,我对于他的关心越来越能够体会了。当时,由于我读书在上海的静安区,考试在徐汇区,属于跨区升学,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从我准备考试起,就非常关心,一直叮嘱我要认真、仔细。当最终得知我考入了徐汇区的市重点中学,他非常高兴,特地奖励了我十元钱。现在的小孩可能根本不把十元钱放在眼中,可是在30多年前,对于一个平常只有几毛零用钱的小学毕业生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第一笔就用其中的1.9元买了一套向往已久的《说岳全传》,他得知我把这笔钱用在了书籍的购买上,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今天这套书还放在我的书橱中,尽管书已经有些发黄了,我对书的内容也没有了当时的好奇心,但是看到这套书就马上会想起舅公对我的种种叮咛。

  说了这些,好像看起来舅公只对于我的学习非常关心。其实,作为祖父一辈的长辈,他对我的关心真的是全方位的。我从小体育成绩不太好,不太喜欢运动,他就千方百计地动员我参与运动。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鼓励我游泳和骑自行车。他曾经和我说起过,早年有些大学选拔公费赴欧美留学的学生的时候,是要考察游泳等体育成绩的,想以此来鼓励我学习游泳。为了促进我学习自行车,甚至提出来帮我买一辆自行车,让我练习。可是对于一个比较懒散的我来说,非常遗憾的是至今游泳没有学会,自行车也不能真正骑着上路。也许,今天进出可以完全依赖汽车解决问题,且不谈环保与否,这总是技能上的缺憾。前不久台湾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学校传统的环台湾岛自行车骑行活动时,我就感到了深深的遗憾。在那一刹那,我非常自然地想起了舅公,想起了他当年对我的期许,似乎看到他在上苍还在指责我当年的懒散。

  等到我考大学那年,在选择志愿上我和他有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从小就对于数学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志愿选择上根本没有多想,第一志愿就选择了数学。父母对此,自然希望听取他既作为长辈,也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意见。我能很明显地感到他对此有些不同意见。他希望我能够去读物理或者甚至工程类的专业。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就在最终确定志愿前几天的一个早晨七点钟,他打电话到我家里。当时我们家的条件是不可能有私家电话的。小区的传呼电话叫我回电过去,结果是舅公,在电话里面他并没有表达强烈的反对意见,只是和我说“诺贝尔奖是没有数学奖的”。他的意思我已经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了,但是出于有些固执的想法,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数学专业。但自我进入大学学习乃至后面又转到管理学院工作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流露过半点的不开心,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学习和成长,甚至会就我们两个领域中的一、两个交叉点进行讨论。

  我从小是一个偏科比较严重的学生,数理化当仁不让属于尖子生,但是中文和英语就比较弱。作为一个工程学科的教授,舅公在这点上并没有放任自流,一直非常关照我全面的发展。我记得中学的时候,他曾经请过中文系的老师帮我修改和指导过作文。读大学以后,又请舅婆和薇薇阿姨帮我修改英文的写作,陪我练英语的口语。在今天,当我操着可能还不太完美的英语,但是已经能够和来自英美、德法国际上顶尖商学院的院长、教授平等地讨论合作内容和方式,能够在国际性的大会上介绍中国商学教育、中国企业发展情况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谢当年舅公对于我的督促,这份督促让我在后面的岁月中能够按照一个正确的轨迹在发展。

  舅公是个桥梁工程的教授和专家。我记得很早以前,黄浦江上还没有桥梁的时候,他就津津有味地和我谈起过在黄埔江上建造“开启式桥梁”的想法,拿出很多资料让我学习。作为我一个中学生,说实在的,对于他的设计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和了解,更多地只是折服于一种新奇的设计,或者作为显摆自己知识渊博的谈资来介绍给班上的同学们。在他去世前几年,我已经开始了工作。当时已经八十多高龄的他,有一天又拿出了他的“开启式桥梁”的设计和我讨论起其中的成本测算和成本控制。这大概属于我们两个专业中间为数不多的交叉点吧。说实在的,我一下子回答不了他的问题。经过几天思考我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他又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几个回合之后才似乎对于这个问题有了一些结论。我钦佩于他思维的敏锐,更钦佩于一个八十多岁老人对于自己专业、自己工作的执着。特别是在如今自己已经年过不惑,有时会感叹自己工作和辛苦和劳累,但是脑子中会闪现出当时和八十多岁的舅公促膝讨论的镜头,深深为他的精神所打动。

  舅公已经离开十多年了。但是当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的思考和组织,这些往事就如泉水一般涌流在我的脑海中。历史也许真有着某种轮回。今天的我也在大学工作,而且就在与舅公奋斗了一辈子的同济大学紧邻的复旦大学工作。两年前,当舅公的母校——法国路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到复旦访问,我出面接待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提到了舅公,并且和法方的院长谈起了这段渊源。舅公对于我从小到大,从书本的学习到人生的成长的点点滴滴的关心就如发生在昨天,更像是刻在我人生的轨迹中。今天谨以此文,告慰舅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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