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这桥用了近二百万两白银
2017-02-06
自天津建设城市伊始，人们便沿河而居，河流可以说是这座城市的命脉，当海河穿城而过，也注定了天津与桥有着不解之缘。
北洋大学老校长、 建筑大师茅以升曾说：“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而且天津市区的极大多数桥也就是这种开合桥，这不能不说是天津的一种特产。”在天津，解放桥是著名的开合桥，而且也是天津体量最大、蕴含历史信息最丰富的一座桥，是天津城市发展历史的缩影。
在近日天津档案馆举办的“档案大讲坛”中，文史爱好者方博经过多年研究，为读者带来了一堂名为“解放桥的前世今生”的讲座，细数解放桥之沧桑变迁，以及从中映射出的天津城市发展的细节。
方博与解放桥的缘分是从几年前开始的，那时他无意中在网上看到几张当年这座桥落成典礼的照片，看着照片中那隆重的场面和一张张陌生的脸庞，他不禁产生了好奇，“这宏大的庆典是何时进行的”“参会嘉宾又是哪些人”后来，他查阅史料发现，这一天是1927年10月18日。巧合的是，10月18日正是方博的生日，而这让他对解放桥有了一种亲切感，从此便走上了对这座老桥的研究和发现之路。
如今对天津人来说，位于天津站一隅的解放桥不仅是天津的地标，更是家乡情结的缩影。根据多年的研究，方博说，跨越3个世纪，在解放桥一地曾经出现过4座桥梁，其中有3座是铁桥。
这里最早出现的是一座浮桥，光绪十四年（1888年）测绘的一张《天津城至紫竹林图》中，清人第一次用现代测绘技术，在今解放桥的位置标注了渡口和浮桥。据方博介绍，如今这一地区的海河河道走向与清末大致相同，而当时浮桥就位于今天解放桥下游不远处。
浮桥之后，清政府曾设想在今天解放桥的位置修建一座铁路桥，但这座铁路桥最终没有建成，因此很多文史资料对此极少提及。这座铁路桥的建设与当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这座桥是为了连接天津到北京通州的津通铁路而规划建设的，但不久后，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铁路的大论战，顽固派极力反对修建通往北京的铁路，而李鸿章主张在天津修建京通铁路，张之洞则主张修建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慈禧太后在权衡两方面势力之后，批准了卢汉铁路，将李鸿章的京通铁路计划搁置，而那刚刚搭建了桥墩的铁路桥也以废除而告终，从而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最初计划征收70万两白银用于建桥，后因购买土地、拆除旧桥、新桥养护等费用未计算在内，又因开工后原造价提高等原因，建桥费用多次上涨，最终飙升至190万两白银，这也使这座桥成为当年海河上造价最高的一座桥梁
如今的解放桥原名“万国桥”，这个名字是1901年设定的。“万国桥”一词最早来源于法语，直译为“国际桥”，稍作意译就是“万国桥”了。这个名字是沿用自1904年建设于此地的一座平转式开启铁桥。
平转式开启桥的建设技术比较落后，这种桥的桥墩置于河中央，只能让出河道一侧供船舶通过，因此很多大吨位的船只无法通过这样狭窄的河道，限制了上游港口的发展。因此，上世纪20年代，人们开始设计新桥代替老桥，于是一座双叶立转式开启桥，即万国桥横跨于海河之上。
据方博介绍，该桥由法国工部局主持兴建。1922年，该桥初次预算的桥梁建设费用为72万两白银，在当年可谓一笔巨款。对照评估租界在新桥建成后从中获取收益的比例，初步拟定由日、法、俄、意租界以及民政局等10家单位出资。方案一出却遭到众人强烈反对，各方争执了一年后，天津海关税务司威厚澜提出，可以通过提高浚河税来筹措这笔钱。此项税收来源于关税，用于河道疏浚，在原来税值的基础上增加两成。由于此项税收对于全民来说，是以间接的形式征收，故纳税人并无太大感觉。
最初计划征收70万两白银用于建桥，后因购买土地、拆除旧桥、新桥养护等费用未计算在内，又因开工后原造价提高等原因，建桥费用多次上涨，最终飙升至190万两白银，这也使这座桥成为当年海河上造价最高的一座桥梁。
据传该桥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之手，然而方博经过考证指出，该桥的设计者是“法国工学博士白璧”。然而，关于此人的生平、缘何来津、在津的具体情况等，皆因当前资料匮乏，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这座桥的设计者究竟是谁这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关于它的建造过程，大多数史料记载为：“初建时，由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海河工程局曾于审标时参与若干意见。当时投标者共计17家，而设计方案竟多达31种，几经审查之后，决定交由达德施奈尔公司承包。”让人遗憾的是，这里唯独没有提及设计师的名字。
多年以来，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它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一样，都出自世界建筑大师古斯塔夫·埃菲尔之手，甚至不少历史资料中都有“据传为巴黎埃菲尔铁塔设计师”等字样。然而，随着方博越来越深入地探寻，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方博说：“这么久一直流传设计师为埃菲尔也不无道理。首先，桥虽然取名万国桥，但那时的天津人俗称其为法国桥，而提到法国，就不免让人联想起了名满全球的法国建筑设计师埃菲尔。另外，再用此桥与巴黎埃菲尔铁塔相比较，不论是设计风格，还是建筑样式都有几分相似之处。其次，埃菲尔以建造铁桥闻名于世，他的第一个设计作品就是法国波尔多大桥。正是这座大桥使初出茅庐的埃菲尔在整个工程界一炮而红、声名大振，应该说桥梁是埃菲尔设计作品中的一大亮点。”
不过，如果说埃菲尔是万国桥的建造者的话，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该桥是1923年开始建造的，1927年建成通车，而埃菲尔1923年便去世了。在去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埃菲尔的健康状况欠佳，设计桥梁需要实地考察，而目前尚未发现埃菲尔来过天津的记载。根据资料显示，这位大师人生中的最后几年一直专心著书立说，不再进行设计工作，因此他作为万国桥的设计者便可以排除了。
通过翻阅老报纸，方博在1927年10月19日刊发的《益世报》中，找到了一篇名为《新万国桥开幕盛况》的报道，报道说：“建筑起因……由领团与我国交涉署接洽之结果，决定由海关内征收附捐，作为建筑经费，一切建筑手续，由法领招商承办。投标之结果，由荣兴洋行承办。其工程设施，由法国工学博士白璧氏仿造芝加哥最新之图案为之。估价银七十万两，言定三年交工。白璧氏住华法银行楼上，三年苦心经营，遂有此次成功……”
此外，当年还有几篇报道均提到设计者的名字，他就是“法国工学博士白璧”。然而，设计者的名字找到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关于白璧的生平、缘何来津、在津的具体情况等，皆因当前资料匮乏，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1949年天津解放后，此桥正式更名为解放桥并沿用至今。
如今，90年过去了，解放桥依旧屹立于海河之上，成为津门一景，人们穿梭于解放桥上，殊不知脚下重叠的还有战火纷飞年月里一批国学大师的沉重脚印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历史学家陈寅恪携家眷逃离北平，踏上随校南迁之路。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女士在《避寇拾零》中回忆道：“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早，我们携三小女及王妈、忠良等购得快车票出京。送行者有大嫂、大姐、蹇华芬等，别时伤心几哭出声。幸车站汉奸检查不严。车行甚快。到津住六国饭店。到天津者，以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天津东站，俗呼老龙头者，出此也颇不易。我们一家总侥幸平安出来，但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住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顾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子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
六国饭店是清华大学在南迁途中设在天津的接待处，大多数北平高校的师生，由北平到津后，路线几乎都是由老龙头火车站直奔六国饭店。万国桥是其中的必经之路。
可以想象，不仅仅是陈寅恪一家，大多数北平的知名学者，都曾仓皇狼狈地奔走在万国桥上。相信他们的心情也都如文中描写的那样“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本报记者肖明舒
(原标题：造这桥用了近二百万两白银)
本文来源：天津网-城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