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江铁桥，人称“鬼子铁桥”，是日寇为作战和掠夺资源于一九四二年建成的海南第一座大桥。七十余年过去，铁桥剩下的一半断桥仍横亘南渡江上。鲜为人知的是，铁桥的设计者斋滕博明在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留在海南。此后，他用整整六十年的光阴，为战争赎罪，并最终获得中国政府的褒奖。他的中国名字叫黄博明。日本人斋滕博明怎么会变成中国工程师黄博明，这中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
黄博明的手稿。黄朝晖提供
退休在家的黄博明。黄朝晖提供
铁桥日落。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摄
1989年，黄博明在车间工作。黄朝晖提供
1984年，黄博明回到日本时留影。黄朝晖提供
黄博明的长子黄关熙指着父母的照片叙说往事。蒙钟德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蔡葩
他是日本侵略海南的铁证——南渡江铁桥的设计者，他是一名海南女子的丈夫，是四名中国孩子的父亲。抗战胜利后，他拒绝回到日本，留在海南，以一生的勤奋与辛劳，为战争赎罪，终于获得中国政府的褒奖……近日，大型系列纪录片《血铸河山》在全国70家电视台推出，其中，海口广播电视台策划制作的《铁桥记忆》于9月3日播出，该片荣获2015年度海南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纪录片一等奖，由海南日报记者蔡葩任撰稿。编导组从海南出发，到日本、香港等地做实地采访，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首度揭开一个战争与人的命运的曲折故事。
——编者
1983年的10月，秋风瑟瑟，草木枯黄。日本千叶县斋滕家族的坟地。一个中国高级工程师、海口南渡江铁桥设计者黄博明被他的日本亲人领到一座墓前，墓碑上赫然刻着：斋滕博明卒于公元l945年。黄博明站在自己的墓碑前深感悲凉。自己在另一个国度活着，儿孙满堂，而他的亲人却以为他战死了。每年8月的盂兰盆节，日本人祭拜亡灵的节日，他的亲人都会给他的坟墓上香。在自己的墓碑前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聚，已经满口海南话的黄博明百感交集。日本人斋滕博明怎么会变成中国工程师黄博明，这中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
这要从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海南岛说起。
卷入日侵琼战争
随公司来到海南
1939年1月13日，日军御前会议作出侵占海南岛的决定。2月10日凌晨，日本陆军饭田支队和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共1万多人，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在海口西北角的天尾村至荣山寮之间的海岸登陆，随即占领海口。日军占领海口后，立即开始侵略全岛和掠夺海南丰富自然资源的行动。
1939年11月，日军侵略海南9个月后，一位名叫斋滕博明的日本青年来到海南。这一年他刚满20岁。1939年日本东京大学土木专科毕业后的斋藤博明进入日本明治制糖公司。当时公司的制糖业主要在台湾，那个时候的明治制糖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在北海道、韩国等地都有工厂，新进的社员都会被分配到各地工厂。斋藤博明入职后，得到社长新元八丈雄的赏识，社长告诉他公司将在海南发展业务，希望他能去海南努力工作。这就是斋藤博明到海南的初衷。
明治制糖公司在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设立总部，至今，海口骑楼老街“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仍清晰可见。这是日本在海南岛开发蔗糖业的第一家公司，负有国家使命对海南岛进行经济掠夺。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曾对日本侵略海南的惨痛历史做过较为深入的梳理。张教授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知道日军侵占海南的行动，除了军事目的以外，经济上的一个目标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天然橡胶和铁矿的需要，对以战养战需要的粮食、蔬菜、鱼类、肉类等等的需要，据我们的统计，应该有92家日本企业随日军在半年之内进入了海南，它们主要是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服务，也有一些企业是为了它的日本企业在海南的活动服务的，形成一个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里面包括一些日本有名的大财团。”
定安是明治制糖公司甘蔗种植的基地，性格沉稳的斋滕博明被社长派去担任农场场长，在定安和感恩(今昌江)农场负责甘蔗、大米与蔬菜的种植。初来海南的斋藤博明以为“理想”大门从此打开，他在东京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可以派上用场。他参与糖厂的设计与“建设”，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正当年华的斋滕博明不仅在定安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也在这里邂逅了一位定安娘子，并与她一起生儿育女。他跌宕起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
设计南渡江铁桥
亲眼目睹血流成河
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南渡江铁桥的设计与“建设”，这段看起来有些浪漫的异国婚姻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定安娘子吴氏，是定安古城殷实人家的女儿。她不顾街坊邻居的鄙夷眼光，看上了这位敌国的青年。1940年初，吴氏与斋滕博明在定安有了自己的小家。为了与娘家人多交流，斋滕博明学会了一些海南话，与周围的人慢慢熟络起来。作为战争的敌对国青年，他如今又娶了一位被日本占领地的海南女子，他的命运注定了不会平坦。
新婚不久，斋滕博明被日本海军特务部指令到海口，主持南渡江铁桥的设计和“建设”。作为日本企业的员工，斋滕博明无可拒绝。日本侵占海南的野心日益膨胀，急需加快对海南资源的掠夺，南渡江桥梁的“建设”迫在眉睫。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时，南渡江上还没有桥梁。从海口、琼山往定安、文昌的公路，必须经潭口渡口，用船渡过江。同时，因为潭口渡口位于地势险要的海口羊山地区，抗日游击队多次在渡口一带设伏袭击，致使日军伤亡惨重、军需物品大受损失，于是日寇开始计划在南渡江上建桥，精通土木工程设计的斋滕博明，在日本海军特务部的指派下，开始着手设计南渡江铁桥。按照设计，铁桥全长785.34米，宽6.8米，桥身距离洪水最高水位2米，最大载重20吨，使用年限20年。1940年6月，铁桥正式施工。参与施工的斋滕博明在日记中写道：
“很艰苦，我什么都得干，既要测量画设计图，还要随叫随到，为现场工人修工具，还经常领不到工钱，有时只能跟头儿借钱买米!”
20出头的斋藤博明被迫离开新婚妻子，极度苦闷中他坚持写日记。在1941年冬天的日记中写道：
“在架桥建矿和修铁路的过程中，我时常目睹大批的劳工被迫害致死，内心倍受煎熬。铁桥修建通车后，我多次目睹守桥的日军对桥下无辜民船进行扫射，看着自己设计的大桥成为罪恶的屠场，我内心矛盾重重，却无能为力。”
南渡江桥下鲜红的血流给内心敏感的斋藤博明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眼看着活生生的生命随着枪声应声而倒，斋藤痛恨战争给无辜生命带来的伤痛由此更加强烈。
南渡江上的碉堡，实际上是个岗亭，日军当年为了守卫南渡江铁桥而设置的，在里边有十几个射击孔，射击孔是面对着江面的。南渡江是北部的一个重要的运输交通线，是一个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日军侵占海南以后，建立了南渡江铁桥，实际上就是把这条水上交通线切断了，对进入这条水域的船只，日军经常进行扫射，给当地的居民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在日军进行疯狂侵占掠夺的同时，海南人民奋勇反抗，琼崖纵队积极组织游击作战。为此，日军在全岛范围内，通过大肆屠杀无辜平民的方式展开血腥报复。同时，随着战争的深入，对军粮需求日益增大，日军开始督促日本在海南的民间株式会社征收军粮，斋藤博明也被卷入了收粮的队伍。
斋藤博明在日记中写道：
“昭和20年(1945年)5月，我们一行100人乘坐木造船从秀英港到达雷州半岛的南端海安，一路上经常遭到联盟军飞机的轰炸和袭击，我们夜里11点上船出海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到达海安上岸。步行了4、5个小时到达徐闻县城，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徐闻休息了两三天又步行到下桥休息半天再到达青桐，在此地训练两周，然后每日步行直到到达湛江，又经廉江向广西进发。一路上时不时与中国陆军遭遇战斗，中队死伤十多人，敢死队也遭遇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被打散了，我们的武器严重弹药不足，缺水缺药没粮食补充，最后连收发电报用于记录的纸张、笔甚至发报机的电池都全部没有了。夜里我们会去老百姓的田里偷挖芋头地瓜这些东西来吃，负伤人员众多。夜里我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海边草地上，听着伤兵的呻吟，还有人在暗自哭泣，那种情景犹如日本古歌里的哀调。长夜漫漫如此惨淡，士兵们厌恶了战争渴望回到家乡，长夜漫漫无明日……”
黄博明的日记时间为1945年5月，离日本投降的日子相隔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为我们了解日军战败前夕的情况提供了真实的依据。随着日军死亡征兆的来临，处于战争中的黄博明和(日本)“黑潮会”的青年偷偷聚会，此为黄博明的日记：
“在一次收粮中，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我侥幸逃生。我第一次感到命运被操纵的无奈，与(日本)‘黑潮会’来海南教书的青年老师饮酒痛哭，大家同感前途迷茫与思乡情切。”
“黑潮会”是日本青年反战的秘密组织，地点在琼台书院。他们偶尔聚会，相互倾诉。与这些日本青年不同的是，斋藤还有一位中国妻子。她已经为他生下一个孩子。他的日本人身份给妻子带来很多敌视的眼光。可妻子依然深爱着他，没有避讳丈夫的日本人身份。
战争结束，
第一次放弃回日本
1944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节节败退，国共开始全面对日反攻，日军失败的气息笼罩在海南上空。此时日本军方更加疯狂地掠夺资源，转运重要物质。1945年初，联军对南渡江铁桥进行轰炸，却未能成功。作为日本侵略罪证的南渡江大桥，一直横亘于江上，纪录着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国民党军政要员接收日产的人员纷纷到达海南。10月份，斋藤博明来到海口骑楼老街，昔日秩序井然的明治制糖海口事务所已经是一片狼藉。
他在为事务所办理移交手续，被国民党接收要员发现他能说中日两国语言，而且还会讲一口海南话。他立即被扣留。这个与海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人，正是接收部队最急需的特殊人员，日本军队留下的军车兵器正急需整理翻译，配合清点的工作便落在他身上。他随着国军军队沿着海南东海岸一直到三亚的田独铁矿，一路上协助中国军政机构接收日本撤退遗留下来的所有物资。一直忙碌到1946年6月，他才回到海口，此时日本军队已经在3、4月份时被美国的军舰遣送回国，他所供职的明治制糖社也撤离海南，从此，他与改变自己命运的公司相隔千里，杳无音讯几十年。
个人在历史面前，该如何承担?1945年8月战争结束后，作为日本人的斋藤博明，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看斋藤博明的日记：
“我来到位于海口骑楼老街的明治糖社总部，发现总部同事匆匆忙忙，办公室也凌乱不堪，原来总部在做撤退前的准备。此时，我百感交集!战争的早日结束，是我一直期盼的，但是战争结束后，我又该何去何从呢……”
身为一位中国女子的丈夫，斋藤博明在残酷的战争中也受到毒打，他的厌战情绪时时流露在他的日记中：
“五年间的战地生活，无数次被日本军人、军属殴打。战争结束，又被日本抛弃，如今应该是我放弃日本的时候了。如果回去还是被侮辱和奴役的话，不如我现在就放弃。”
此时的斋藤博明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他如果独自回到日本，那么，他年轻的中国妻子和幼儿该怎么办?
经过多次彻夜难眠，他终于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留在中国。他要养育在战争中生下的孩子，他要以个人行动为这场侵略战争赎罪。
但是，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定。虽然日军侵琼期间，他没有拿过枪杀过人，但他是铁桥的设计者，这座桥是日本对海南岛资源掠夺的罪证，斋藤博明始终无法摆脱这强烈的罪感。
但决心已定，他准备着要为他的决定付出任何代价。
中日邦交，“战亡”的斋藤博明祭拜自己
2014年8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琼海采访黄博明长子黄关熙。年过古稀的黄关熙回忆：“战争结束后，我父亲留在海南。父亲当时很辛苦，他给人家打铁，打铁赚不了钱他就去修汽车，当时的车很少，也赚不了钱，就到碾米厂给人家打工，当时的工作很辛苦，所以他们养大我很不容易。”
1950年，日本千叶县政府经过多年寻找，也没有得到斋藤博明的音讯。家人接受千叶县政府宣告斋藤博明的死亡，并把他的“遗骨”送到家族墓地，修建坟墓，从此，斋滕博明成了家族“战死”的“英雄”，年年接受香火的“祭拜”。
就在日本宣告斋滕博明“战亡”之际，已经改名为黄博明的斋滕在中国海南开始新的人生。而他的后半生与日本明治糖社的重新相逢，为他的人生增添传奇色彩。
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说，1973年中日恢复邦交，爷爷患肺结核，在医院看到日本药品，制造商为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他就按照地址写信给公司，与新元久先生取得联系。
新元久，是黄博明的原来的上司新元八丈雄的儿子。他生于1933年，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此时正在明治果业株式会社工作。
可以说，如果没有1973年的“中日邦交”，斋滕博明这个名字便永远不会被记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以及新元八丈雄就永远隐藏在黄博明的人生字典里，不为外界所知。
2014年6月，海南日报记者赴日本东京采访新元久先生。年过80的新元久依然步履轻盈，记忆清晰。喜欢弹钢琴的新元久先生在他的家中为我们弹奏一首《思乡曲》。欢快的旋律却掩不住淡淡的忧伤。故乡、亲人，是我们永远的念想;喜乐、平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他回忆：“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中日恢复邦交，那个时候我在明治糖社巧克力研究所研究开发新产品。有一天，我接到总公司的一个电话：新元先生，您认识海南岛一个叫黄博明的人吗?我说不认识。原来是黄博明给他寄了一封信。信里是这样写的，中日恢复了邦交，我终于可以给日本写信了。很久以前我是明治制糖的社员被派到海南岛工作，那个时候我的上司是新元八丈雄。如果我能再回日本，我非常希望能拜会他，能帮我找到他的地址吗?
新元久先生告诉我们：“我的父亲当时是海南岛蔗糖业开发第一责任人，我想黄博明先生应该是那个时候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很多书信往来，在信里面他告诉我他的日本名字叫斋藤博明，因为各种原因，战败后他没能返回日本，现在在海南岛工作。”
新元久与黄博明从未谋面，凭着他是父亲当年的员工，他极力帮助“死去”的黄博明回到日本。1979年，黄博明终于回到离别整整40年的故乡——日本千叶县。在给自己的墓碑献花时，黄博明感慨万千：战争给人类造成了多少灾难，而自己祭拜自己墓地的人，又何止我一个!
牵挂海南，第二次放弃回日本
这一年，黄博明已是花甲老人，在中国已是退休年龄。新元久和日本的亲人劝他恢复日本国籍，在日本老家安度晚年。千叶县和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也提供丰厚的条件，只需他的决定。然而，黄博明已经离不开海南。他已经很熟悉那片他付出太多的土地。那里有他的爱，有他的亲生骨肉，尽管物质条件还很差。就像当年决定留在中国一样，这次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回到日本，这让他的亲人和朋友不可理解。
这是黄博明第二次放弃回到日本。喜欢贝多芬的黄博明决定握住自己命运的咽喉。他与新元久先生多次谈起，他在中国已经找到人生的价值。此时，刚从文革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中国更需要科学技术人才。1984年，黄博明作为海南农业机械考察团的成员再次来到日本。东京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日占时期自己的实践经验，让他在海南工业界很快脱颖而出。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主持建设的工厂仍遍及全岛，达到40多家。海南工业龙头企业海口罐头厂由黄博明主持设计，那些超前的设计理念为海口罐头厂(椰树集团的前身)带来巨大的收益，成为海南工业界的一面旗帜。黄博明以优异的能力和工作业绩，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1992年，黄博明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当初选择留在中国的人生价值似乎得到了报偿。
2015年7月，我们来到黄博明生前工作的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1994年黄博明74岁高龄从公司总工程师的位置退休。在海秀路黄博明的居所，整齐排列的一排排书籍是屋子里最主要的财产。2007年主人谢世后，这些陪伴黄博明一生的书籍被蒙上了些许灰尘。
与晚年黄博明对门而居的原省机械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蔡家万向我们介绍，1950年海南解放后，黄博明因技术出众，精通日语、德语，得到了新中国重用。1955年，经过严格审核，黄博明进入海南行政公署工业处任工程师，从此，黄博明开始了一生漫长的“赎罪”过程。百废待兴的海南极其需要他这样的技术人才，他没有被当做“敌人”，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踏实和欣慰的日子。东京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后来的实践经验，让他在海南工业界很快脱颖而出，黄博明终于找到施展才干的出口。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后来受到历次运动的冲击，饱受生活的磨难，但他依然以超常的能力和敬业精神，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他曾说过，他在海南成家，海南成就了他后半生的事业，海南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蔡家万说。
以身赎罪，长眠海南
抗日战争历时之长，涉及之广，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从东北到海南岛，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中国，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被卷入战争的日本人斋藤博明也在战争的漩涡中一度无助、迷茫，甚至曾经被迫助纣为虐。从战争中觉醒的斋藤博明用一生为他的民族赎罪，为自己负罪的心灵寻求解脱。
2000年一场大水冲垮南渡江铁桥，只剩下断桥残墩，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掠夺海南岛资源的铁证，曾引来一时关注。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铁桥的设计者是日本人黄博明，而这个人居然就在岛上生活多年!黄博明与吴氏婚后生育四个儿女。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根、成长、结果。他们的相貌与生活方式跟本地人无异，却曾因为黄博明的日本人身份而变得不同。直到今天后辈们也无法完全理解黄博明的决定，但他们还是尊重黄博明的选择：
“晚年的爷爷曾多次回到日本，却每次都选择留在海南。最后一次是2007年初，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爷爷告诉我们，百年之后一定要把自己葬在中国，葬在海南!”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说。
2007年秋天，黄博明先生在海南去世，享年90岁。家人将他和妻子埋葬在一起。已经高龄的新元久先生每年都到墓前来祭拜他。
2014年9月，新元久先生再次来到海南。他希望与黄博明的后人一起，共同为和平奔走呼吁。十几年前，黄博明将他的孙子黄朝晖和孙女黄雪丹送到日本学习，新元久以长辈的热心帮助他们，希望他们多多了解日本，成为中日两国和平的见证人。
在琼海黄家墓地，新元久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和斋藤先生有这么多书信的往来，书信中饱含了他战后很多的艰辛和痛苦。斋藤先生战争时在最前线，战后也没能回国，这是战争留给人的伤痛。我希望新元家、斋藤家的友谊能祖辈相传。我们不希望战争的悲剧重演。我们要和平而不是互相为敌。我们要平安幸福的日子。”通过翻译，我们依然能真切感受到新元久先生对战争的痛恨以及对和平的向往。
2015年9月，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带着一双儿女来到爷爷设计的南渡江铁桥，行走在断桥上的黄家后人百感交集。那逝去的斋藤博明被卷入一场战争，而新生的黄博明却以自己一生的行动救赎自己的灵魂，以求得到永久的安宁。八年抗战，八年离乱，离乱的何止是被害者的人生?大自然的伟力冲垮了铁桥，却冲不掉人们对战争恐怖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