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9月到1940年6月，经越南和滇桂两省的铁路公路运入中国的物资约在四十万吨左右，其中除苏联援华的武器外，其余则以设备、原料为主，数量最大的是飞机汽油和其他燃料油料，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初期的战争。
陈德蓉
战时交通的谋划
1937年七七事变当天，家父陈修和正在陕西宝鸡勘查,准备新建兵工厂，忽然收到军政部兵工署长俞大维的急电，要他马上赶回南京。一年前他从法国军政部高等兵工学校毕业后回国，被任命为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考察建厂事宜。那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西部内地新建兵工厂，以加强国防力量，准备抗战。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在三线建了许多工厂，想法如出一辙，但假想敌已完全不同了。
父亲到了南京，俞大维告诉他：“中日战事已起，新建兵工厂缓不救急，我国部分军火和大部分制造兵器的材料都需要从外国进口，而沪、粤等处海口将被敌人封锁，无法输入，惟越南海防有铁道通入云南和广西边境，可以补救这个严重问题。”当时国民政府已预见到敌人来势汹汹，战事将会出现很不利于我方的情况，必须未雨绸缪。俞又说：“已同法国驻华武官商谈过，我国军火有权通过越南，希望你偕同法国军火商龙东前往越南视察中越交通情形，期于一个月内返京。”那时欧洲尚未开战，法国仍与中国站在一个战壕里。
父亲接受了这项任务，当天就与龙东办好了护照签证，然后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再乘西南民航客机飞往河内。那个年代沪粤不通火车，要乘海船到香港再转至广州。赴越的交通也不通畅，肩有重任的人可以乘坐飞机。交通的不发达，对敌人是掣肘，对抗敌也是极大的制约。
在河内，父亲和总领事许念曾、法商龙东到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交涉武器过境的问题。那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越老柬三国称法属印度支那。在总督府主管的政治部长同意中国进口的军火物资从越南通过，但是拒绝德国制造的武器假道，他们想不到，不久之后自己会向德国人投降。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对越南北部的交通情况做了详尽的调查，他发现海防港可以停靠万吨轮船，起重和仓库设备也相当完善，很有利于转运军火，而后的陆路运输就要靠铁路和公路。当年从海防到昆明已有滇越线，全长达八百四十八公里，但是越南境内是窄轨铁路，且山洞多、坡度大，每月运量只有一万吨左右，满足不了军事需要。好在从海防到广西边境还有一条铁路，长两百六十七公里，路线较平，无山洞，运量也大。问题是铁路的终点在龙州左江上游的支流边，无法利用龙州左江的运输能力，父亲建议修建一条五十公里的铁路，连接同登与龙州。一旦这条铁路修通，军用物资就可同时利用水陆两条线，大大扩大运输能力。这是一个应付战时紧急需要的好办法，俞大维将父亲的报告转予何应钦和蒋介石，他们都批准了，并限令交通部在六个月内将龙州到同登的铁路修成，同时疏通广西的公路和航路。父亲在回南京的路上，曾拜访李宗仁，他也表示要尽力协助改善广西的交通，支持抗战。
然而这个建议却在实施过程中夭折。因为交通部在勘测时，发现这条线路山谷较多，工程较难，决定改修从同登经镇南关到南宁的南镇铁路，全长两百公里。父亲说，当时的交通部长张嘉璈不考虑战争的紧迫性，不相信中国人抢修铁路的各种办法，却要按照和平时期的思路搞大工程，依靠外资，先组建中法建筑公司（由宋子安的中国建设银行与法国银行团合资），谈判数月，1938年4月公司才成立。施工中，尽管这条铁路地势平坦，进度却十分缓慢，直到1939年11月，才修成一百公里的窄轨路基。铺轨尚未完成，日军已从钦州登陆，侵入南宁，又不得不仓皇拆除。此路从批准到修建，白白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未对军事运输做出任何贡献。父亲以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有魄力批准一项非常规计划，而到了执行的机构，则既无远见又很贪婪，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像父亲这样身在国民党体制内的人，对宋家财团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特别是在战争期间随意干扰战略布局，也很是不满。
除了滇越、滇桂铁路和南镇公路，而后在中越交通线上起了很大作用的还有一条全长九百公里的公路。它从国内沿黔桂公路的车河，经东兰、田州、田东、天保、靖西到越南边境的岳墟，长五百公里；在越南，从海防、河内、高平到岳墟，长约四百公里。因工程技术标准要求较低，公路的修建可以发挥当地民众的力量，终于在南宁失陷前赶筑通车，虽然路面质量不高，但在日军侵占海南岛，封锁我沿海区域，以及南宁失陷之后，该路继续保持通畅，担负了重要的军运工作。
抢运军火物资
父亲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南京，日寇已发动侵犯上海的战役，国民政府奋起抵抗，就是著名的淞沪抗战。军事当局意识到抗战形势的严峻，决定立即在西南地区建立国际运输机构，命令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后由宋子良负责）在广州组织西南运输处（简称西运处），担任进口军用物资的运输。父亲则代表兵工署与西运处联络，协同工作，并兼任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当时大家都认为香港不会轻易陷入战事，因而把基地设在那里。9月初父亲又回到广州，在而后的四年里，始终工作在军火运输的第一线，经历了许多惊险的场面。
抗战开始后，经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他们同意调拨一批军火，援助中国的抗战，那时斯大林期望中国的抗战牵制日军的势力。这批军火在黑海某军港装船，秘密开赴远东，其中两艘轮船指定在海防转口，运入我国。船中有装甲车、火炮等大件，因准备随时交付部队使用，未曾装箱。不料在海防码头起卸时，被日军间谍发现，日本政府即向法殖民当局抗议，要求禁止运入中国境内。法方竟然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准备停止中方的运输。当时这批军火已装入火车（约两千吨左右），正要从同登卸下，经公路运入广西，得知法人禁止内运的消息，父亲他们赶快将火车从同登折回，改经滇越铁路，直运昆明。因动作迅速，法殖民当局的命令到达时，这列火车已离开了越南境内。当这批武器突然抵达昆明时，接收、保管均无人负责，父亲马上飞往昆明，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和航空学校校长商洽，暂由当地驻军和航校代为看管。父亲旋即飞回河内，处理其他滞留在海防的军火。
这批军火在昆明存放时，着实引起震动。据冯君锐回忆：市内拓东路古幢公园内存放了大量的坦克、炸弹、机枪等军火。一方面许多人未见过苏制的武器，停放的炸弹，大的每枚一吨，小的无数；机枪是叶片冷却的，使用弹带装送子弹，连兵工署的同事也没有见过；坦克约重十吨，装小炮、机枪各一挺。另一方面更担心，万一敌机空袭或不慎爆炸，半个昆明将成废墟。好在南宁新组建的特别大队车辆抵昆，五十辆新车，满载苏联的军火浩浩荡荡起运重庆。路上险情不断，凭着抗战的高昂热情和司机高超的技术，这批军火基本无损伤地抵达了重庆。
父回到海防后，因为尚有大批弹药卸置港口，被法人扣留，我政府同时向法国巴黎政府及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做了数次交涉，均无结果。根据中法条约，我国军火有权由滇越路通过，法方实属违反国际条约，经我方严重抗议后，才同意商量解决办法。他们提出表面扣留，暗中让中方采取走私的方式，由海防装入小舟，运至芒街，再转入广东边境的东兴。父亲与西运处的负责人宋子良同意了这个方案，宋还据实报告了蒋介石，中国军方迫不得已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此时军事形势更加恶化，日军军舰已停泊在钦州湾外，如果行动稍不机密，即有遭炮击的危险,后果不堪想象。
为了保证这次偷运的成功，父与西运分处处长汪英宾到沿线仔细考察，布置中越边境的接转地点，东兴沿线的竹木丛箐的荫蔽地带都被划作暂时存放弹药的露天仓库。转运时，海防港卸下的械弹装上木船，用小轮拖带，沿着海边，转入芒街内河，再驳上东兴江岸，运到预先指定的临时仓库。如此昼夜工作，历时近一个月，才将三千余吨的械弹运入国内。在此期间，父亲与海防西运分处处长黄强驻守于越境内的芒街，汪英宾则驻守于我境内的东兴。父亲每日通过中越国界的大桥，往来两处，密切监视各方的动向。当时戒备极严，凡行踪可疑的外来人，均暂予扣留，待运输完毕，才予放行。其间也不时有险情出现，开始转运的前一日，日军忽然派飞机在距东兴二十余公里的白龙尾海角投弹数枚，幸亏都落在空场上，转运期间从东兴口外的敌舰上，也不时有炮弹飞来，但均未发生意外事故，大家感到十分庆幸，他们的成功行动得到嘉奖。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越南海防成为中国在太平洋上唯一可以依靠的码头。原来经过香港内运的公私物资，大量涌入海防，码头仓库货物充塞，沿江马路机器材料堆积如山，海防港务局因存货过多，无法疏散，竟限制货轮入口。我公私机关单位则竞相抢运，滇越、越桂铁路、南镇公路都成为转运的生命线。为了抢到车皮，各种贿赂、公私不分、大发国难财的情况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因国内各种机构纷纷到越南设置临时机构，一批商人也随之入越，河内突然间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一时间歌舞升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据说当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曾三令五申要求大家检点，但是约束力很校战争期间，很多人期望可以找到一个偏安的居所，即便是昙花一现。
抗战初期，兵工署曾定购一大批兵工器材和军火，那时留存在海防的机器材料尚有一万多吨。之前军政部已决定在昆明附近建立四个兵工厂，从东南沿海内迁的兵工厂也纷纷在黔桂两省寻地重建，设备材料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昆明、重庆的兵工厂均等待这批器材开工，而日军又派机炸毁了云南境内开远和河口的铁桥，导致铁路中断。俞大维鉴于情况急迫，报请蒋介石统筹运输办法。蒋命宋子良亲赴河内，主持西运处的工作。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亲自干预，派宋家的子弟坐镇，解决问题，体制的薄弱也可见一斑，好在宋子良不辱使命，抗战初期，西运处的成绩卓著。
父亲代表兵工署专设机构与西运处配合，铁路当局也要予以配合，公私物资凡经过滇越铁路，均由西运处统一调配。他当即决定所有铁路平车，全装兵工机器，直运昆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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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