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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潇贺古道”文化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2015-04-16 
   潇贺古道,历史上是中原沟通岭南最主要的通道之一。古道分东、西两条干道。东道即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桂岭通楚古道,连接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境内的大圩,经今天的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到达桂岭镇,与桂岭河相连。西道即秦朝时期的“新道”,经湖南江永至谢沐关,到广西富川古城,入贺江。两条道路经水路在临贺古城(今贺街)汇合,然后向东通珠江,进广州,联通大海;西进通大西南,特别是经过北流江、南流江可与我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的合浦港连成一体。潇贺古道是海陆丝绸之路与中原相通最重要的通道,为古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今,中央提出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潇贺古道文化,对贺州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报摘录部分专家学者关于潇贺古道的论述,以飨读者。













 

   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广府学会会长黄伟宗—

   潇贺古道是最早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

   潇贺古道是指对接潇水与贺江的古道。潇水从湖南永州道县流至广西贺州富川,经一段陆路,对接贺江,直至广东封川(今封开)江口,汇入西江出海。具体而言,就是在湘桂边界的通岭口峡谷,即湖南道县双淳亭与广西贺州市的富川葛坡镇交界处,秦汉时修建的一条170公里的通道。这条通道,穿过岭南五岭中的两个山岭;都庞岭与萌渚岭交界(也即是分界)处,以水陆联运的方式,连接了属于长江中的湘江水系之潇水,与属于珠江水系中的西江支流之一贺江(古名封水)之间的交通运输。这条古代的南北交通运输线,是现代学者张修桂从著名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形图》中发现的。他指出:“在北东走向的都庞岭和萌渚岭之间,存在着一条相对低下的北东向山间大谷地,恐怕并不为众人所知。该谷西部都庞岭,高程两千米以上;东部萌渚岭,高程也一千七百米以上。二岭间为低谷丘陵和山间盆地……谷地高程都在二百米以下……是整个南岭山脉的一条最大的山间谷地”。这样的地势是很适合修建交通大道的。

   《富川县志》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扩建岭口古道成为一条水陆兼程、以水路为主秦通‘新道’。”“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水县进入富川境内,经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止。陆路全程为170公里,境内约65公里。路宽1~1.5米,多为鹅卵石铺面,也有用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蜿蜒于萌渚岭、都庞岭山脉丘陵间,北联潇水、湘江,南结富江、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通过新道紧密相连,为楚越交往打开通道。”可见这条通道从秦始皇时即修通了。

   据贺州市博物馆文物普查记录:在贺州桂岭镇七里山至开山乡豪界村,也有一条秦修古道,路面用石板和河卵石铺成,宽1.5米,断断续续,全长约8公里。位于萌渚岭余脉,可以说是这条古道的一部分或分支,也是这条通道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

   另据《太平寰宇记·贺州·桂岭县》中记载:“桂岭南二十七公里贺水边,有越王渡遗迹,该处贺水边石上有石栉、石履,俗云昔越王渡水脱履堕栉于此,二物今犹在。”《水经注》亦有类似记载。这记载的传说成分居多,也可说是春秋战国时南北交往路线的佐证之一。

   据《南越策记》记载,汉高祖十一年,中大夫陆贾出使南越时,就是从潇水“取道桂岭顺贺江下西江登锦石山到达番禺”(今广州)的;汉武帝派甲将军平南越也是由此取道桂岭下苍梧的(见《百越先贤志》)。直到1931年1月红七军在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下,从湖南到贺县桂岭整编,也是从这条古道通过的(见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从这些史料可见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亦可见桂岭段也是贺州古道的组成部分。

   秦始皇修广西兴安县的灵渠,是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举措,但开始时,灵渠的功能甚小,且时通时塞,直到唐代,由李渤主持大修,才有规模,(见《新唐书·李渤传》《太平寰宇记·兴安县》)一直保持到现在。由此可见,在唐以前,南北通道是不可能仅靠灵渠的。显然,沟通潇水与贺江的水陆联运古道,担负更重的运输量,是南北沟通的主干道。

   除此之外,古代尚有四条跨“五岭”古道:第一条是湖南郴州与广东连州之间,跨骑田岭,将湖南的潇水接湟水,即连江,又名小北江。这条线,西汉时属桂阳郡,设有阳山关与湟溪关,西汉南下军队“出桂阳,下湟水”即指此条交通线,唐代刘禹锡被贬南来,也是经此线。第二条是江西大庾至广东南雄之间,跨大庾岭,过梅关,沿浈江连北江南下,西汉军队“出豫章,下横浦”(指梅关),即指此路,唐代时由张九龄主持加修。第三条是湖南宜章与广东乐昌之间,沿武水而入北江,九泷十八滩,唐代韩愈南下即走此道。第四条是从江西的定南县寻邬县与广东龙川县之间,由定南水、寻邬水与东江水相接。秦始皇时赵佗南下任龙川县令,即经此道。这四条古道中,龙川古道只在秦时繁荣,其余三条,都主要在唐以后繁荣,尤其是梅关古道,在唐以后大批北方移民经此南来,并在沟通陆上和海上交通起重要作用。但在汉代至唐代之间,起主干作用的应是潇贺古道。

   潇贺古道同时也即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对接线,而且是最古最早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因为,它的开辟和通行的时间远在桂林灵渠之前,交通的能量和流量远比灵渠和其他古道为多为大。显然,汉武帝南下大军主要是经潇贺古道、沿贺江南下而抵达广信的,也即是说西汉时的南北经济往来也是经这条路线沟通的,汉武帝的黄门驿长最大可能是由此路线到广信,再由广信经南江、北流江、南流江至徐闻、合浦出海的,同时还意味着从西安开始与西方交往的陆上丝绸之路是由此路线而向岭南引申的;自广信至徐闻、合浦而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正是因潇贺古道沟通的作用,而使其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的。所以,对潇贺古道作出海陆丝绸之路最早对接通道的定位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据《封中史话》作者陈乃良先生的考察,西汉时贺江流域一带,是岭南经济最繁荣地区,人口比番禺(广州)一带还稠密,又是统辖岭南的政治中心。其原因是汉武帝平定岭南时,番禺遭大火,几乎全城烧尽,元气大伤;汉武帝又有意摆脱赵佗所建的南越政治中心及其势力,故着意发展广信一带经济,使岭南经济与交通均比粤中、粤东发达。从交通而言,经潇贺古道等路线沟通南北后,在广信一带集中转出,经贺江达西江,再向即南江、北流江和南流江,至徐闻、合浦出海。这个说法也当是作出这个定位的印证。

   2003年和2004年,以黄伟宗为首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组和以中山大学张镇洪教授为首的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中心的专家,先后对这条古道进行了实地考察,均以切实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个结论和定位,说明潇贺古道的发现和定位是有重大的历史地理依据和意义的。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朱剑飞教授—

   抓住机遇 深化潇贺古道文化研究

   中央最新亮出“一带一路”发展宏图,是应时之举,是这一趋势的生动反映,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从国际关系看,这是借助互利共赢,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从国内发展论,有利于连带区域实现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推动区域规模经济的时代机遇。核心是以文明文化的传承,促进睦邻友好合作,创新合作发展模式,共襄盛世并造福于民。

   秦汉以来兵家必争的潇贺古道,历史上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对接通道,确认其为“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主体,挖掘其文化内涵与现实开发意义,意在找到当地对外开放与转型升级的经济增长点,与睦邻共同发展具有辐射性与联动性的文化经济,确是用心良苦。值得提醒的是,“丝绸之路”具有由两汉到隋唐的过渡性,海陆丝绸之路是随历史衍进而进一步发展的明显特征,其间还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杀伐而几度中断。潇贺古道考证的过程,或确是时代久远,或耽于兵家之争,冲淡了它也是商贾文明之路的色彩,因此,对之应有相应对策:首先要力争借助考古成就与学术权威,坐实潇贺古道应有的“三个一”(唯一、第一、之一);次之,传承潇贺古道文化,是用文化来搭台,真正主题是发展横向经济。前者靠真感动,天随人愿;后者讲大智慧,事在人为。

   举办论坛、廓清思路,找到突破口,作为积极响应并因地制宜坐实中央“一带一路”的经济开发战略设想,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战略举动。因此,在这场紧跟形势的政治考核中,贺州市党政班子的表现是值得点赞的。只是在坐实的部分,同样应该包括“顶层设计、宏观计划、政策支持、资源投入和指导方面等等”。掀起思想风暴的论坛,还只能是序曲,是起点,当然也是良好事情的开端。所突出的是政府指导推动作用,以官带民,随后推动经济发展要完善的,应是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与利益导向机制。

   从勇立时代大潮头,争当造福于民的排头兵的标杆要求而言,我们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家乡的人民公仆都是有所期待的。当中,作为正确行动的先导,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是必须的,因为思想的解放历来是我们国家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永恒主题和精神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方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决定着一个地方社会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程度有多明显。作为衡定标准,就是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是否争当上时代排头兵?是否具备了世界眼光,懂得把发展项目放到区域或国家、国际的范围中,放在国家大战略的框架下来整体谋划?是否敢于检省以往发展历史,找出误区,防止折腾,让生存环境与事业发展和谐有序?传承潇贺古道文化,对接“一带一路”大战略,是一项需要睦邻友好合作的系统工程,因为潇贺的“潇水”,牵涉到毗邻的湖南省,还决定了项目开发离不开水陆连成一片的湘桂粤三省区,而且将来的经济建设必须是多轮驱动,造成开发高潮迭起,绝非是我们眼中旅游经济的一枝独秀。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的聚焦点至少还有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与投资互利互惠、能源资源联合开发、文化遗产传承弘扬、海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等相关领域。当中要求我们政府对系列项目的开发利用要灵活处理好“内与外”“广与深”“先与后”等多重利害关系,而且步骤与手段必然是由近到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且始终离不开市场与法治的各大原则。这需要不断学习借鉴,更需要持继开拓创新、实践历练,还包括交出必要的学费。

   有理由相信,此间的贺江主题论坛,清楚表明贺州党政领导班子,有对外开放的坚强决心,有进一步提升区域文化经济合作发展水平的身心夙愿,也有对接东部且共同组建发展西江与珠江流域经济联合体的宏大目标,因为有资源接地气,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其中有发言权、有社会地位、也会有明显成效的一员,为此,我们寄予厚望!

   广东省人民政府特聘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暨南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元林—

   从“民族走廊”的视角审视潇贺古道

   南岭是一系列东北西南向排列而总体呈东西向山脉的总称,是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是我国重要的一条自然和人文分界线。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体系中提出我国历史上有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三大民族迁徙走廊。南岭走廊向东可以到达福建,向西可以到达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是中南地区民族迁徙的走廊。从先秦时期开始,江淮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洞庭湖、湘江、沅江进入到贵州、湖南,甚至到江西、福建、浙江地区。今天的苗、瑶、畲三个民族,进入贵州的是苗族,进入湖南南部包括广西、广东一部分的是瑶族,而畲族主要在江南地区。

   潇贺古道是南岭民族迁徙走廊之一。比如,瑶族从江淮地南迁必须要走潇贺古道,有的则停留在潇贺古道沿线。在今天潇水的中游地区,汉代曾建营道县。历史上道通常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现在看到关于瑶族的最早记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推测,在汉代设营道县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瑶族的历史。潇贺古道提供了瑶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因此,发掘潇贺古道的内涵民族走廊是我们认识的重要视角。

   岭南与岭北,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虽然南岭阻挡南北,但先秦时岭北与岭南的民间交通往来就已存在,人们利用山脉间形成的天然径道而往来南北。秦汉是南岭交通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秦“新道”即“秦所通越道”主要是秦开凿南岭而通达岭南的四条道路,其中之一自湖南道县溯潇水越九疑塞而南达广西贺江再南通西江。广西富川著名学者、专家王国政先生为了证明潇贺古道是秦建“新道”,专门跑到秦朝都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管理处,找专家要来秦朝“商鞍尺”,对潇贺古道与西安秦古道的路形、路宽、用石、车辙、设桥过水等方面进行测量、对比和考评,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潇贺古道就是秦建“新道”。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明确标绘出西汉初年长沙过于南越在五岭地区的郡县设置、山脉、河流、聚落、驻兵等地理。两图中绘有今岭南北江水系和西江水系桂江以东的大部,而尤以贺江上游支流的大宁河、连江等战略地位重要。东汉曾四次修筑南岭交通。秦汉时期道路的修筑,奠定了整个岭南交通的走向。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进步、方便了南北物资人员的交流。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是在岭南西部,正是岭南西部的交通作用导致的。秦汉以降,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大多遵循古道。到唐朝时期,张九龄修梅关道,岭南交通中心向东移。研究潇贺古道要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因素,思考古道在当时大的交通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道的历史非常厚重,它不仅仅是一条道路,还承载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早期的潇贺古道,基本上用于军事,后来逐渐发展成南北人员、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交流的通道。遗憾的是,历史上关于潇贺古道的文献记载相对缺乏,但古道沿线现存大量的古村、古庙、古桥、古城、古关口、古路遗址、古墓群,保存比较完整,发掘它们的文化价值,有利于潇贺古道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我们在做有关的古道研究的时候,一定要从历史资料、考古结合才能做出来。

   贺州市委宣传部部委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秦克宏—

   传承潇贺古道文化 记住乡愁加快发展

   当前,和平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展望未来,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新丝绸之路没有空间和地域的阻隔,是世界一体建设的。追古思源,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古丝绸之路有海陆之分,有南北之别。“潇贺古道”正是古代海陆丝绸之路最早的对接通道,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交通大动脉。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在中国的南方,有一条横向构造带山脉,在古代,山之北是经济发达的中原,山之南却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被称为“蛮夷之地”。这条横向构造带山脉由五座大山组成,被称为“五岭”。因为“五岭”阻隔,南北气候差异大,北方野旷天低,南方却成了“瘴疠之地”,蚊虫遍野,毒雾漫山;因为“五岭”阻隔,古人每每外出远行,往往与家人数月难相见,生死未卜,牵挂依旧,由于思乡情深却难通家书,就产生了“乡愁”。人间要通坦途,人们要解乡愁,必过“五岭”;南北要人和,物资、文化要交流,必过“五岭”;政令要通达,国家要统一,必过“五岭”;要以文明之光驱蛮夷之雾,以岭南物产补中原之不足,必过“五岭”。因此,过“五岭”成了旧时的“中国梦”。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大雾蒙蒙不见山,山高险峻路难走,走过桃园无心游,游子身上衣已旧,该怎么办?公元前215-213年,秦始皇统治的时代,开拓的中国人“开新道,凿灵渠”,修筑了名为“新道”的穿越“五岭”的陆上道路,打通了中原和岭南的交通大动脉;开凿了“灵渠”,连通了湘水和漓水,船舶始发长江,过漓江,逾“五岭”,而到岭南,即使载重万斤的大船也能通航。陆路和水路俱通,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自此之后,广东、广西、贵州等岭南地区作为国家一部分的地位得到巩固。据考古论证,与灵渠齐名的秦“新道”是“潇贺古道”的前身。

   一岭连双县,古道通新城。

   秦始皇死后,国内战乱多年,无法对岭南地区实行有效统治,本为南海郡官员的赵佗吞并其他郡,自立为“南越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为统一主权,发兵五路共10万人马收复岭南地区,其中一路大军整修潇贺古道而入南岭。汉武帝平定岭南后,考虑到交通、民族等差异,在岭南设了9个郡。因此,潇贺古道有“一岭连双县,古道通新城”之美誉。有史为证,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明确标绘出西汉初年长沙过于南越在五岭地区的郡县设置、山脉、河流、聚落、驻兵等地理。通过深入研究,广东省人民政府特聘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暨南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王远林教授证实:“潇贺古道一线就有8个汉县,这是非常特别的亮点,是其他古道所不能及的。”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东汉时期,潇贺古道作为国家交通大动脉的地位日益凸显,统治者为避免岭南地区“山高皇帝远”而出现地方势力割据,先后整修潇贺古道4次,那些青石板、鹅卵石铺砌的路段至今仍在。

   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朝时期,丝绸之路繁荣发展,主要有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长期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组组长黄伟宗说:“当时,潇贺古道以其便捷通达在丝绸之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海陆丝绸之路最早的对接通道,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交通大动脉。”今天在潇贺古道沿线出土了大量丝绸之路贸易物资。

   养马关山前,半壁河山带笑颜。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一《地理门》中说:“入岭南之途有五”,“自道(道州)入广西之贺(临贺)四也”。由于经济、交通日益发展,到宋朝时,进入岭南的道路已经发展到5条,潇贺古道在国家交通布局中的地位有所减弱,但是它的军事地位依然重要。宋朝,岳飞追剿曹成,大战于潇贺古道上的“莫邪关”,攻入贺州,于此地收伏一名勇将杨再兴,此公日后成为岳家军中的骁将,屡建战功,至今贺州境内仍有多处供奉他的祠堂。明代,朝廷在潇贺古道上的关隘设立兵营,重兵驻兵守关,直至明末。清朝,在贺州境内设麦岭府,成为清廷扼守贺州地区的军事要塞和重镇。1949年,解放军经潇贺古道南下解放贺州、梧州。

   昔人已从古道去,此地空余古道风。

   在枫林桃园之上,看那一条条公路宽阔笔直,一条条铁路联通南北,一个个隧道穿山越岭,一座座大桥横江而立,“潇贺古道”自愧不如,感叹江水东逝,浪花淘尽英雄,悄悄地淡出了国家交通大动脉的历史舞台。

   奉献了几千年,潇贺古道退休了。如今的潇贺古道,倾斜的石板路,映照在夕阳的余晖之中,难以让人想起昔日的车水马龙。然而,抬头看那路边的城墙遗址、寺庙佛塔、宗祠牌匾、古风雨桥、关口兵营、门楼炮楼,往前看那驿站凉亭、桥梁木栈、渡口码头、私塾学堂、戏台仓库、农庄商铺,低头看那石阶老巷、古树池塘、古井旧桶、碑刻崖刻、瓷器乐器、壮锦瑶绣,处处都透着繁华的痕迹,样样都藏着精彩的故事,个个都关系着前人的悲欢离合。

   马蹄声远去, 移山心力在。

   21世纪,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古丝绸之路包括潇贺古道在内,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全世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高潮迭起。修建潇贺古道过“五岭”是旧时的“中国梦”,而建设“一带一路”是现在的“中国梦”,勤劳的岭南人民踊跃参与,对“圆梦”信心满满志在必成:曾经,我们借潇贺古道改“蛮夷之地”为“江南水乡”,今天,我们一定能借“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者:今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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