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福建惠安的洛阳桥上，仿佛与历史进行一次对话。于是，巨大的石梁不再沉默，中亭与碑亭也平添几分生动，石塔上飞翘的莲花瓣和模糊的佛像浮雕也变得灵性盈盈，连筏形桥墩也活脱起来，用同一种古老的语言，讲述很久很久以前关于桥的故事与传说。
桥的诞生几乎都与交通有关，洛阳桥也不例外。洛阳江汇晋、惠两邑诸山众多溪流滔滔穿越洛阳镇南侧，夹裹着山野之气奔流入海。这里“水阔五里，深不可址”，南北两岸设有流口，以船摆渡成为唯一的交通方式，古称“万安渡”。但入海口水流湍息，“每于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两岸只得望天兴叹。
然而，万安渡的区位又至关重要，北通惠安而至福州以远，南连泉州至漳、厦、潮、广、宋代中期泉州已成为繁华的港口，商贸经济具有相当的规模，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也成必然态势，但洛阳江却是其北上的天然障碍。
晋代造桥技艺已趋成熟，中原移民南下也将其带入闽中，与这里石雕工艺的成熟相得益彰，加之火药的发明和能熟练地利用火药，开采巨大岩石已非难事，天时地利、万安渡造侨已成大势。
洛阳古桥，始建于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嘉佑四年(1059年)竣工，历时六年零八个月，其规制独特，工程宏大，创梁式跨海大石桥历史之先，有“海内第一桥”之称，以至神宗朝，运使王子京以洛阳江万安桥图晋献皇上，也博得龙颜大悦，慷慨封赏。之后，泉州地区兴起造桥之热，在150年间，竟建桥200多座，总长度达50余里，故赢得“闽中桥梁甲天下”、“泉州桥梁甲闽中”之誉。
洛阳桥之所以与石拱型赵州桥、多孔石拱型芦沟桥、舟梁型潮洲广济桥，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桥，除其造势宏大，还因结构独特，技艺高超。
古桥为古构平梁，南北走向，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桥墩31座，桥面由长11米、宽与厚都近1米的花岗岩巨石铺架，造桥者的智慧表现在，根据潮大流急，创造了两头尖形的船筏式分开水势，即“筏型基础”；又运用潮汐落差，创造了“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 ”奠基法和桥板浮运法；蔡襄接任督造后，又创“种蛎于础以为固”。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桥梁谈往》中对其这样评价：“这种基础，就是近代桥梁的‘筏型基础’，但在国外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所用桥梁的‘浮运法’，就是今日还很通行。”而养殖牡蛎把桥基与墩石脑合凝结成整体，恐怕也是现代生物科学的超前运用。
如今，在洛阳桥北端已竖立起一座相当高大的蔡襄石雕塑像，眉须之间仍透着那份沉稳谦和，不轻意也流露夫奈的孤独。
历史上一直把蔡襄与洛阳桥之间的故事编排得出神入化，以致让后人也认定洛阳桥系蔡襄所为。历史有点误差是可以原谅的，作为泉州知府的蔡襄，在任期间对督视桥役可说是尽职尽责，虽说只有23个月，仅占整个造桥时日的四分之一，但其哎心沥血却有口皆碑。况且蔡襄在其亲自撰写的《万安桥记》碑文中，并不自诩其功，只简记造侨之始末，而大书王实、义波等造桥之人的史实。可见蔡襄人品之高尚，为官之清廉。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蔡襄所为合情合理，并无特别之处，人们如此排编也反映老百姓对清官政治的一种呼唤。蔡襄塑像子然而立，守望着自己熟悉的洛阳桥，却再也见不到那壮烈的造桥场面，后人的敬意也给他带来几许孤独。如果当时在这里设计雕塑的是一组普通建设者移石架桥的群像，也许更好合历史的真实，也符合蔡襄的本意。
洛阳桥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它所产生的文化国徽。自桥建成之后，各种风格造型，与山水秀色融为一体的与桥有关的祠、庙、庵、堂等纷纷兴建，把当时的建筑文化与艺术表现得淋淳酣畅；连篇累牍和各领风骚以桥为题的历代记文和诗题吟咏，大大丰富了这声土地的文化底蕴；众多或遒劲或飘逸或排放或细腻的关于桥的碑记石刻、诗题碑刻和摩崖石刻，其传统的书法与雕刻艺术则营造了隽永的意境，而无数以桥为素材杜撰编排的传说故事和地方戏曲，更是充满古典浪漫主义的色彩，广为流传。一座古桥能引起如此大的文化轰动，这在建桥史上是罕见的。
洛阳桥交通功能的淡化，又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如今324国道上那座洛江桥闸，已车流如水，贯通南北。它与近在咫尺的古桥共同构成“洛江双虹”的新景，一道古代的，一道现代的，但它们折射出的都是我们民族创造与文明的太阳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