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代隧道聆听大师心声
2015-12-01
常河
日前，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第一人”、原全国政协委员、曾先后任中国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担任主编，国内几位青年学者编辑的8卷本《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丛书的面世，将成为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集中展示现代以来我国著名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和社会思想的文集。
关注中国当代教育的人都会记得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而在钱学森之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提出此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它和“钱学森之问”一起，构成了对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长久关注。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然涉及到教育体制、文化背景、传统思维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预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问题仍然无解。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必须有一所回归教育理念、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当成不懈追求的学校，更要有一个开明、包容、独立的大学校长，毕竟，高校的教育理念很大程度上接续的是校长的气质和理念。诚如同样是教育家的陶行知所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
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创设，但它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直到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才开始与世界接轨。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不到50年的时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实现了“赶超英美”的态势，走完了欧洲数百年的历史（牛津大学于1167年建校），不但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涌现出一批极富创新意识和世界眼光的教育家，比如本文丛首批推出的、先后执掌过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说，每个闪光的名字背后都蕴藏着一段风流，标记着无数赏心悦目的回忆，如同教学楼顶的风铃，那些清脆空灵的声音，至今还在中国的天空萦绕，不绝于耳。
追寻那样一段历史，每每令人有光风霁月之感。而梳理他们的教育理念，无异于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蓝本，甚至可以说，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的法宝，大约也是可以从中找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现代大学校长文丛》就是一次原汁原味的呈现，既可以从中看出在山河摇晃的时代教育家们的筚路蓝缕，也可以探寻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令人瞠目的成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拿来主义”。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完全有别于今天的“山寨主义”，他们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是“用欧美的美酒浇中国教育的块垒”，既有继承和借鉴，又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体相当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专家分析，民国大学校长基本沿袭的是西方的大学理念，大致可分为三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走的是英国大学的路线，注重大学人格的培养和绅士精神的养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似乎更倾向于把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位的机构，是在德国大学路线基础上的“中体西用”；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更愿意将大学定位为研究学问和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的基地，借用的是美国大学的套路。
当中国传统的“师道”和西方的“实用”碰撞到一起，不但可以“经世”，而且能够“致用”。才能够在短期内“万物生长”，蓬勃于世界教育行列。
如果仔细考量这些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我们会发现他们尽管各有特色，但共性的思想大体相同，那就是尤其注重大学精神的养成，也就是对大学的定位非常准确而且明晰，大学精神正是大学的根本所在。其次，对人才的延揽不拘一格，对自由学风和独立精神的培养不遗余力。这一点，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蔡元培先生，他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用人主张，开创了中国大学的鼎盛时代。蔡时代的北大，可以有陈独秀那样的轻狂激进，也可以有辜鸿铭这般的复古执拗。尤其是蔡先生主张的“教授治校”，经过继任者蒋梦麟的坚持和广大，成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优秀大学的通用办法。即便后来教授不再治校，腾出更多精力投注于科研和教学，但教授的地位并不因此而降低。在很多人的记忆中，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道，“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想想，都会有春风和畅的感觉。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时代的颠沛中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带有悲怆的色彩，因此，这些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呈现出“双轨性”。一方面，他们注重学生能力的全面培养，比如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梅贻琦的“五育并举”、蒋梦麟的“公民训练”，都是以健全人格和独立人格为培养目的，这样的人格教育，也是后来大师辈出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教育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当战火和炮声让大学平静的书桌无法安放的时候，他们又会鼓励自己的学生以家国为己任，用所学的知识服务于国家，效力于民族。教育救国这样的家国情怀，又是中国文化深处不绝如缕的呐喊。梅贻琦先生不但亲自把自己正上大学的儿子送上战场，还专门为发展军工强化了化学等专业。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更明确提出“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的口号。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在抗战的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到昆明后，合办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教学资料极为紧缺的情况下，茅屋绳牖却弦歌不辍，为民族保留了读书的种子和接续的人才，这一段历史，堪称世界教育史上悲壮的奇迹。而成就这一壮举的，当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但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功不可没。
穿越时光的隧道，重读这些大学校长的文章，俨然是一次久违的聆听，倘若用心够专，必定可以从中领教到大师们的风范，体悟校长们的智慧、精神、胆识、奉献。这套丛书，首批精选了8位大学校长在各个时期的文字，既包括他们的演讲，也涵盖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教育理念、文化认知、民族情怀、个性色彩等。作为国内第一次集中展现，这就是这套文丛最大的价值所在。
本文来源：中安在线-江淮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