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江铁桥记忆
2015-09-14
黄博明的手稿。黄朝晖提供
退休在家的黄博明。黄朝晖提供
铁桥日落。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摄
文海南日报记者蔡葩
他是日本侵略海南的铁证——南渡江铁桥的设计者，他是一名海南女子的丈夫，是四名中国孩子的父亲。抗战胜利后，他拒绝回到日本，留在海南，以一生的勤奋与辛劳，为战争赎罪，终于获得中国政府的褒奖……近日，大型系列纪录片《血铸河山》在全国70家电视台推出，其中，海口广播电视台策划制作的《铁桥记忆》于9月3日播出，该片荣获2015年度海南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纪录片一等奖，由海南日报记者蔡葩任撰稿。编导组从海南出发，到日本、香港等地做实地采访，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首度揭开一个战争与人的命运的曲折故事。
——编者
1983年的10月，秋风瑟瑟，草木枯黄。日本千叶县斋滕家族的坟地。一个中国高级工程师、海口南渡江铁桥设计者黄博明被他的日本亲人领到一座墓前，墓碑上赫然刻着：斋滕博明卒于公元l945年。黄博明站在自己的墓碑前深感悲凉。自己在另一个国度活着，儿孙满堂，而他的亲人却以为他战死了。每年8月的盂兰盆节，日本人祭拜亡灵的节日，他的亲人都会给他的坟墓上香。在自己的墓碑前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聚，已经满口海南话的黄博明百感交集。日本人斋滕博明怎么会变成中国工程师黄博明，这中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
这要从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海南岛说起。
卷入日侵琼战争
随公司来到海南
1939年1月13日，日军御前会议作出侵占海南岛的决定。2月10日凌晨，日本陆军饭田支队和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共1万多人，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在海口西北角的天尾村至荣山寮之间的海岸登陆，随即占领海口。日军占领海口后，立即开始侵略全岛和掠夺海南丰富自然资源的行动。
1939年11月，日军侵略海南9个月后，一位名叫斋滕博明的日本青年来到海南。这一年他刚满20岁。1939年日本东京大学土木专科毕业后的斋藤博明进入日本明治制糖公司。当时公司的制糖业主要在台湾，那个时候的明治制糖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在北海道、韩国等地都有工厂，新进的社员都会被分配到各地工厂。斋藤博明入职后，得到社长新元八丈雄的赏识，社长告诉他公司将在海南发展业务，希望他能去海南努力工作。这就是斋藤博明到海南的初衷。
明治制糖公司在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设立总部，至今，海口骑楼老街“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仍清晰可见。这是日本在海南岛开发蔗糖业的第一家公司，负有国家使命对海南岛进行经济掠夺。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曾对日本侵略海南的惨痛历史做过较为深入的梳理。张教授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知道日军侵占海南的行动，除了军事目的以外，经济上的一个目标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天然橡胶和铁矿的需要，对以战养战需要的粮食、蔬菜、鱼类、肉类等等的需要，据我们的统计，应该有92家日本企业随日军在半年之内进入了海南，它们主要是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服务，也有一些企业是为了它的日本企业在海南的活动服务的，形成一个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里面包括一些日本有名的大财团。”
定安是明治制糖公司甘蔗种植的基地，性格沉稳的斋滕博明被社长派去担任农场场长，在定安和感恩（今昌江）农场负责甘蔗、大米与蔬菜的种植。初来海南的斋藤博明以为“理想”大门从此打开，他在东京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可以派上用常他参与糖厂的设计与“建设”，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正当年华的斋滕博明不仅在定安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也在这里邂逅了一位定安娘子，并与她一起生儿育女。他跌宕起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
设计南渡江铁桥
亲眼目睹血流成河
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南渡江铁桥的设计与“建设”，这段看起来有些浪漫的异国婚姻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定安娘子吴氏，是定安古城殷实人家的女儿。她不顾街坊邻居的鄙夷眼光，看上了这位敌国的青年。1940年初，吴氏与斋滕博明在定安有了自己的小家。为了与娘家人多交流，斋滕博明学会了一些海南话，与周围的人慢慢熟络起来。作为战争的敌对国青年，他如今又娶了一位被日本占领地的海南女子，他的命运注定了不会平坦。
新婚不久，斋滕博明被日本海军特务部指令到海口，主持南渡江铁桥的设计和“建设”。作为日本企业的员工，斋滕博明无可拒绝。日本侵占海南的野心日益膨胀，急需加快对海南资源的掠夺，南渡江桥梁的“建设”迫在眉睫。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时，南渡江上还没有桥梁。从海口、琼山往定安、文昌的公路，必须经潭口渡口，用船渡过江。同时，因为潭口渡口位于地势险要的海口羊山地区，抗日游击队多次在渡口一带设伏袭击，致使日军伤亡惨重、军需物品大受损失，于是日寇开始计划在南渡江上建桥，精通土木工程设计的斋滕博明，在日本海军特务部的指派下，开始着手设计南渡江铁桥。按照设计，铁桥全长785.34米，宽6.8米，桥身距离洪水最高水位2米，最大载重20吨，使用年限20年。1940年6月，铁桥正式施工。参与施工的斋滕博明在日记中写道：
“很艰苦，我什么都得干，既要测量画设计图，还要随叫随到，为现场工人修工具，还经常领不到工钱，有时只能跟头儿借钱买米１
20出头的斋藤博明被迫离开新婚妻子，极度苦闷中他坚持写日记。在1941年冬天的日记中写道：
“在架桥建矿和修铁路的过程中，我时常目睹大批的劳工被迫害致死，内心倍受煎熬。铁桥修建通车后，我多次目睹守桥的日军对桥下无辜民船进行扫射，看着自己设计的大桥成为罪恶的屠场，我内心矛盾重重，却无能为力。”
南渡江桥下鲜红的血流给内心敏感的斋藤博明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眼看着活生生的生命随着枪声应声而倒，斋藤痛恨战争给无辜生命带来的伤痛由此更加强烈。
南渡江上的碉堡，实际上是个岗亭，日军当年为了守卫南渡江铁桥而设置的，在里边有十几个射击孔，射击孔是面对着江面的。南渡江是北部的一个重要的运输交通线，是一个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日军侵占海南以后，建立了南渡江铁桥，实际上就是把这条水上交通线切断了，对进入这条水域的船只，日军经常进行扫射，给当地的居民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在日军进行疯狂侵占掠夺的同时，海南人民奋勇反抗，琼崖纵队积极组织游击作战。为此，日军在全岛范围内，通过大肆屠杀无辜平民的方式展开血腥报复。同时，随着战争的深入，对军粮需求日益增大，日军开始督促日本在海南的民间株式会社征收军粮，斋藤博明也被卷入了收粮的队伍。
斋藤博明在日记中写道：
“昭和20年（1945年）5月，我们一行100人乘坐木造船从秀英港到达雷州半岛的南端海安，一路上经常遭到联盟军飞机的轰炸和袭击，我们夜里11点上船出海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到达海安上岸。步行了4、5个小时到达徐闻县城，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徐闻休息了两三天又步行到下桥休息半天再到达青桐，在此地训练两周，然后每日步行直到到达湛江，又经廉江向广西进发。一路上时不时与中国陆军遭遇战斗，中队死伤十多人，敢死队也遭遇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被打散了，我们的武器严重弹药不足，缺水缺药没粮食补充，最后连收发电报用于记录的纸张、笔甚至发报机的电池都全部没有了。夜里我们会去老百姓的田里偷挖芋头地瓜这些东西来吃，负伤人员众多。夜里我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海边草地上，听着伤兵的呻吟，还有人在暗自哭泣，那种情景犹如日本古歌里的哀调。长夜漫漫如此惨淡，士兵们厌恶了战争渴望回到家乡，长夜漫漫无明日……”
黄博明的日记时间为1945年5月，离日本投降的日子相隔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为我们了解日军战败前夕的情况提供了真实的依据。随着日军死亡征兆的来临，处于战争中的黄博明和（日本）“黑潮会”的青年偷偷聚会，此为黄博明的日记：
“在一次收粮中，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我侥幸逃生。我第一次感到命运被操纵的无奈，与（日本）‘黑潮会’来海南教书的青年老师饮酒痛哭，大家同感前途迷茫与思乡情切。”
“黑潮会”是日本青年反战的秘密组织，地点在琼台书院。他们偶尔聚会，相互倾诉。与这些日本青年不同的是，斋藤还有一位中国妻子。她已经为他生下一个孩子。他的日本人身份给妻子带来很多敌视的眼光。可妻子依然深爱着他，没有避讳丈夫的日本人身份。
战争结束，
第一次放弃回日本
1944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节节败退，国共开始全面对日反攻，日军失败的气息笼罩在海南上空。此时日本军方更加疯狂地掠夺资源，转运重要物质。1945年初，联军对南渡江铁桥进行轰炸，却未能成功。作为日本侵略罪证的南渡江大桥，一直横亘于江上，纪录着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国民党军政要员接收日产的人员纷纷到达海南。10月份，斋藤博明来到海口骑楼老街，昔日秩序井然的明治制糖海口事务所已经是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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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南海网-海南日报
